我随时处在开始的状态
记者：从您开始接触艺术到形成自己的风格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脉络？
苏新平：早期完全是自己爱好，上学前涂涂画画，画点儿小人书,上中学的时候进入美术小组，1977年当兵，1979年的时候听到有高考，就想到服役两年期满就退伍参加高考，考大学以后就走上专业之路，很顺畅。
大学毕业后到内蒙古师大做美术老师,然后考中央美院更明确了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所谓的风格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形成的。我喜欢画内蒙古，那是我的家乡，画一些小时候的经历。草原与白马的那些题材与我的早期经历和经验有关，一画就是好多年。早期创作的草原以及房子是我在内蒙古时期的生活环境，都是当时的回忆。我更多的是画自己的心态，很少对景写生，更多的是有了经历、经验之后，不断地在心里回味，然后才有了画面和作品。
1993年至1994年期间，为了出席在美国三个城市的三个个展，我在纽约住了半年时间。半年中每天看博物馆、画廊，边看博物馆边思考，同时也看了许多当代艺术作品，也与一些在纽约的国内外艺术家接触，这个过程反倒让我感触颇深，而且看得越多、想得越多，越发现当代艺术与我的精神诉求和存在状态有很强的共鸣，渐渐地在思想上对当代的艺术有了认识，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似乎也有了一些线索，但是由于面对的问题是颠覆性的，一时也很难真正想明白，只觉得有一个声音旋绕在我脑海中，那就是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人应该做今天的事情，正是在这个声音的驱使下，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追问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在震惊之余总觉得应该有所反应，于是就产生了以艺术的方式进行表达的愿望。回国以后我逐渐搁置了草原主题和石版画语言探索，转而进入到有针对性的，也就是凸显社会批判性的创作之中。从1994年开始到2006年前后，我先后完成了《欲望之海》和《干杯》等系列作品。
在2005、06年前后，这个系列在商业反响远大于艺术界的反响，虽然卖画也是我所期待的，但并不是我的目的。并且我一直是比较反对风格化的。一旦形成了风格就等于僵化、重复，而重复就意味着停滞，关键是艺术生命消失了。我们做艺术不是为了利益，尽管难免会牵扯到利益关系。形成了模式、风格以后市场可以记得住了，可以辨认了，评论家可以研究你了，因为线索性很清楚，他们希望是这样。但是我希望反对这个东西，最好的境界是让自己没有风格，随时处于一种开始的状态。艺术创作是在不断地追问，在追问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以及知识的增加，方方面面逐步成熟。因此当我面对所谓商业成功时自然也就有所警觉了，开始回味做艺术不是为了这个，应该做点儿自己理想的东西。开始画心里长期以来所幻想的那个东西，也可能带有神性的，也可能带有灵性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也抓不住，我希望找到那个东西，后期逐步转换。
这其中包括了对自我的一种反省和追问。追问当中性格、家庭背景、社会环境、从小经历的人和事，肯定牵涉到自身的文化，所谓文化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习性，追问自然就追问你的根在哪儿？追到孔孟哲学、老庄哲学，今天的状态始终没有脱离早期的哲学背景和文化背景的熏陶。直接地说就是比较在意“我”每时每刻的感觉，这其实是生命本质的因素。此时此刻的感觉一定要释放出来，这也是油画书写性的方法，表面的工具材料不同，深层还是中国人背后中国文化的因素。
记者：有更多想象的空间。
苏新平：因为背后已经积淀了非常多的东西，有很深厚的支撑，不是简单地画了什么，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比如我现在画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的这种状态，一种自然的表达，笔触和笔触的关系，笔触和形的关系，形和空间等等对这种关系的把握。其实就是内心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以及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从笔触表达出来。
记者：可以谈一下您目前的创作吗？
苏新平：我的画是没完没了的，签了名还可以继续画，好多作品每次展览回来之后继续画，最初的展览画册印出来跟后面几个画册印出来的同样一张作品早就面目全非了。但这就是我的状态，我什么时候愿意画都可以画，没有“完成”的概念。随着个人经验、知识的积累，随着你每天的感觉不一样，其实每张画都是有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增加或者是减少。因而我的画就可以随时拿去展览，视为一件完整的作品，但它又不是完整的，所以展览回来要继续画，因为永远没有完成这一说，这让大家在我的作品面前没有判断，打破了完成、未完成的概念。
当然画面上的每一个符号都是心态的折射，它会需要有一个形。我也会纠结这个形的诉求是什么，怎么恰当地体现出来。任何一个图像和符号跟我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更多的是在笔触的关系当中，书写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笔触的交叉、穿插，笔触和大小形的疏密、虚实的关系。
传承和延续的实质是稳定性
记者：您对学院的美术教育有什么看法和期望？
苏新平：首先美术教育肯定是社会包括很多艺术家都有所关注和期待的，当然大家有时候是从情绪上来认识或是表达这种看法的。其实在我看来美术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传承性和延续性。这种传承和延续是对教育来说，实质上是稳定性，这对教育机构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把很多新的东西引入，可能会产生另外一面，比如说知识系统，艺术史的重新书写，知识和技能等等因素无法全面把握。所以传承还是很关键的，所谓传承是我们自身的传统，还有知识和技能这方面的教育，这个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说实验性和当代艺术领域的一些因素，只能是一个小部分，这既是一个辩证关系，又是一个对于学校有点儿急躁情绪又有点儿尴尬的事情。当然时代在变化，不能给学生都是陈旧的，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知识系统，要不断地引入新的东西。当然新的东西需要时间检验，学校一定是经过了时间的辨认，有一些好的东西要引进，并不是新的东西就可以立刻进入的。
一分钟有名艺术家OR一生有本事的艺术家
记者：学生毕业后要进入社会，比如要与画廊签约或者要当艺术家，他们怎样跨过学院这道坎儿？
苏新平：这是我们经常遇到和讨论的话题。当代艺术不可能全面地在学校呈现，毕业以后学生面对当代环境，比如传统油画、中国画专业的同学，可能有一身的技术和知识，但是离开校门以后两眼茫然，主要是不能适应今天社会的需要和发展。我是从艺术角度、艺术现状来说，当然还有其它的需要，总体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趋势。怎么来调整，这其实是有办法的，比如同样是相对传统一些的专业，因为在教学机构内部进行了一点点改革或者是调整，学生就会非常适应今天艺术生态的变化这一客观事实。怎么调整呢？我们还在讨论。其实前面已经有了所谓的先驱者，已经走出了这一步。谁来领导这个专业，教师群体基本的知识结构情况，这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有几个带头人把大家调动起来，更多的是关注今天的艺术现实，包括理论、实践，可能逐步会转换，其实传统和当代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那么矛盾，不能说停留在传统不愿意接受当代的一些知识概念，你拒绝它对学生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的。如果你主动地接受，传统是可以转换的。其实我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传统转换的艺术家，我们都是从传统层面过来的。因为我们这代人没有一个能逃离出去，当然徐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其实就是很传统的思维，又有当代的知识背景、知识系统，在今天作为一个教育者和艺术家来说，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完整，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的老师。在中央美院比较特殊，老师同时具有教师和艺术家双重身份，中央美院是培养一流艺术家的。当然每个学校有各自的优势和问题。多数外界的声音都是有很多情绪因素，非此即彼的一种说法或者思路，这是不恰当的。深入其中了解不同的学校或者是教学，才会有新的看法。
记者：在学院的教育方面，您对打算当艺术家的学生有什么期待或者希望他们在哪些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
苏新平：说得简单点儿，我期待着我们的学生既有传统的知识和技能的造诣，同样也有更多的对当代艺术思潮、哲学、理论以及实践的方法。这些要有所了解，有所体验，所谓体验就是实践体验。这样走出校园以后，根据自己面对的具体处境来改变自己，转换自己，这是一种能力。作为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具备很丰富、很全面的背景基础，然后才能适应社会。所谓适应社会不是准备好，你得去选择，别人也要选择你，这个时候得有这种应变能力和转换能力，跟艺术一样，已经是有问题的，有自我的反省和转换的能力，如果没有只能说明背后的支撑不够，当然天分也是一个因素，并不全是天分，有很多知识积淀得很深厚，对古今中外，包括传统和当代有足够的认识或者是知识积累，我想从理性的角度应该能做到这种转换。我们其实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不断地调整。
记者：每个时代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苏新平：任何时代都一样，都有一些本质的因素。不管任何时代都是相通的，包括艺术本身追到本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只是有时候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但是很快就会过去。作为艺术家或者作为大学教授也应该有认识，对历史没有认识很可能看不到这个东西，只能看到眼前。比如说美国提出某一个概念，全世界模仿，尤其是我们的模仿能力更强，以为那是艺术，其实没关系，那是他们的事，当然有一些是规律性的东西是一致的。
是当一分钟的有名艺术家还是做一生有本事的艺术家，这是一个选择。有的人就选择一分钟或者是几秒钟的出名。我们冷静下来看，对于世界任何角落的学者或有积淀的人来说，我们宁可选择后者。因为急功近利的一种利益的选择就是英美的一个传统，追根问底是从他们的哲学系统延伸出来的。早期是实证主义，这是一个很科学的哲学系统，后来是实用主义哲学，从他们的政治、经济延伸到文化艺术领域，比如一分钟有效，像安迪·沃霍尔这些人很多概念都是对这种哲学背景下的一个反映，就是英美主导世界的结果。当然我们不会看这个，一般艺术家不会想到这个，只要有利益就可以，所以就容易被利益冲昏头。
因此只有对自我进行追问、对自己的文化再追问的时候自然会找到一些有益的元素。与西方的文化、西方的传统进行比较才知道你的价值在哪儿，不进行这样的追问而只是作为一个比较傻的艺术家天天画画是不会有这样的认识的，当然也有可能形成一种偏颇的认识，但偏颇的认识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换句话说，如果国内艺术家都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们的艺术生态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这是大的生态，说艺术生态也牵涉到教育，生态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是互相影响的。
没有学术认可的商业是平庸的
记者：现在整个美术评论的标准以西方为主，他们在掌握话语权。
苏新平：说得简单一点，跟利益相关的因素都在西方这边。这也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比如政治、经济。首先这两个基本方面造成话语权在他们手里，尽管文化可以被提得很高，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层面作支撑，它们是无效的，所以说话语权在他们手里。现在中国的强大正在改变这种趋势，但是能改变到什么程度就看我们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可以自信的是我们自己可以玩了，过去玩不起，更多的是利益因素，提供不了这些。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这样，一个艺术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就会反问凭什么要迎合你？
记者：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个性。
苏新平：艺术家有了利益诉求才追随，既然独立做自己的事，就不要有那么多名利的要求。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就不存在那些问题，就是因为有利益才会想到为什么话语权会在他们手里。商业化是一个因素，因为商业化跟学术的认可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学术的认可商业也是很平庸的，我们期待的是有艺术价值的商业。
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艺术家
记者：怎样看待年轻艺术家以艺术小组的形式办展览？
苏新平：所谓艺术小组都是特别好的现象，其实都是共同理想、共同诉求把大家集合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激励，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本身带有一种理想进入学校，根本没有务实的想象，同宿舍住的是什么人，左邻右舍住着什么样的人非常关键，他们传递的信息让你一往无前，没有任何怀疑，有点导向的作用。你为了理想，也可能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东西，所以就会下意识地去观察。我上学的时候左邻右舍包括同宿舍的同学后来都是学者、大艺术家。这种气息会影响你，当然跟你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物以类聚，是要靠向那个朋友圈，这一生也有你的走向。当然你要是靠在另一个圈子里，大家都是务虚的，都是为了理想而活着，就完全不同了，越走越分化，这个影响非常大，所以我始终很在意环境的因素。
记者：您怎么看待刚从学院毕业的青年艺术家参与市场的活动？
苏新平：刚毕业的学生其实就是一张白纸，虽然有一身的本事，有知识、有技能，比没读过书的人具备的更多能力。但是他们从毕业迈出校门的第一天就是新的起点，那才是真正开始跟艺术发生关联的时刻。当然这张白纸第一是要生存，有机会就要争取，争取到了商业机会能卖画就有其他诉求。要做艺术家是我过去的理想，想办法进入艺术系统，这又是一个方向，两者很难有多少学生能做到的。有的同学能卖几张画养活自己，也可能这样走下去了，有的学生可能一出校门就受到某些艺术机构的认可，进而鼓励、激励他的探索。其实就是务虚和务实两条路，务虚可能越走越远，因为离艺术本身也越来越靠近，但是走商业的路越来越世俗化，这是我最不喜欢看到的，当然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另外为了生存也可能是社会需要，只能这么说，需要有一些所谓的利益，从此有可能牺牲你的艺术理想，那么多学生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做艺术家，虽然说我们希望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