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书中对摄影的讨论其实已经超出了摄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范畴，而延伸到了道德、政治、文化等领域。桑塔格是众多艺术家在思考和研究社会“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问题时不可回避的作家之一。杰欧弗里•莫维尔斯针对摄影及其他重要问题对桑塔格进行了一次访谈。
杰欧弗里•莫维尔斯(Geoffrey Movius)：你最近一篇刊登在《纽约书评》上的关于摄影的文章写道，“没有任何虚构文学作品能够在原创性上媲美一份文件，”还有，“美国对任何看起来有文学性的东西都有一种带有恶意的怀疑”。你认为虚构文学正在没落吗？印刷出版正在没落吗？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小说作者们被可信性的问题弄得很紧张。其中许多人对于纯粹虚构很不安，试图给虚构小说安上非虚构的人物。近期的一个例子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这本书由三个中篇组成：头两个故事据说是由第三个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所写的。关于作者自己的角色和经历的一份文件似乎比虚构的故事更加可信，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普遍，这反映了一种观察事物的主流心理。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小说作者唯一能引起他们兴趣的书是作者自己的信和日记。
莫维尔斯： 你是否认为这是因为人们觉得需要与过去——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接触？
桑塔格： 我认为这更多是因为他们缺乏与过去的联系，而并非他们对过去感兴趣。许多人不相信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关于世界、关于社会的说法，但只能给出关于自己的解释——“我是如何看待的”。他们假设作家做的事就是去证明，如果不是自首的话，而一部作品就是关于你如何看待世界，已经如何给自己定位。小说应该是“真的”。就像照片一样。
莫维尔斯： 《恩人》与《死亡工具箱》不是自传。
桑塔格： 在我的两部小说里，虚构的部分比自传式的部分更加震撼。最近的一些故事，比如刊登在1973年4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的《中国旅行计划》，的确写到我自己的生活。当我不是要说给其中个人证明和自白的部分，真实的和虚构的，是打动读者和有野心的作者的主要因素。关于未来学，或预言，的味道，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但这些元素也确定了真实的历史中普遍的非现实性。有些历史小说，比如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其实是科幻小说。
莫维尔斯： 你关于自传作家和科幻小说家的对比让我想起了《纽约书评》的文章中的一段，其中你写道，有些摄影师把自己看作科学家，其他人是道德家。科学家“产生关于世界的目录”，而道德家“关注艰难的情况”。你认为，道德家摄影师们现在应该专注在什么样的情况上呢？
桑塔格： 我不想给出规范性的说法，说人们应该做什么，因为我希望他们总是可以在做许多不同的事情。摄影师作为道德家的主要兴趣一直都是战争、贫穷、自然灾害、以外——灾难和腐朽。当新闻摄影记者报告说“没有东西好拍”的时候，这通常意味着没什么糟糕的东西好拍。
莫维尔斯： 那么科学家呢？
桑塔格： 我认为摄影的主要传统意味着，任何东西都可以很有趣，只要你给它拍张照。它存在于发现美，一种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的美，但通常被认为存在于寻常与平庸之中。摄影合并了“美”和“有趣”的概念。这是美化整个世界的方式。
莫维尔斯： 为什么你决定写摄影？
桑塔格： 因为我曾经为照片着迷。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美学的、道德的、政治的重要问题——“现代性”的问题和“现代主义”品味的问题——都在摄影相对短的历史中被展现了。威廉•艾文斯(William K. Ivins)曾把相机成为印刷术以后最重要的发明。对于情感的进化来说，相机的发明可能更重要。当然，是摄影在我们的文化，在这个消费者社会中，被利用的方式使得摄影如此有趣而有力。在中国，人们不会“摄影式地”看东西。中国人给彼此照相，给著名的风景或纪念物照相，就跟我们一样。可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会冲过去给一扇又老、又破、又斑驳的门照相。他们没有我们的“图画般的”概念。他们不理解摄影是一种分配和改变现实的方式——通过一张一张照片——不合理的或没有价值的对象的存在会被否定。就像如今宝丽来SX-70的广告所说：“它不会让你停下来。突然间你看哪儿哪儿都有如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