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了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心性”概念及其探讨的问题是西方文化圈所从未涉及的领域。“心性”研究的是精神的本体及其具备的原理和规律，西方文化在研究这类问题时，往往将其归属于“神”及“神性”的范围。其实精神上对“一神”的皈依也是从训练专注开始的，在基督教的两个基本的精神训练法里:“祈祷”与“冥想”都带有训练专注的目的。“祈祷”是通过反复不断地念诵来达到一心不乱的效果，通过单一性的不断重复，将自己所有的心念绑缚在念诵的对象上，从而在内心世界里排除杂念、恢复宁静，使得身心处于一种平衡而敏锐的状态。以精神修炼的角度来看，这种修法除了念诵对象的不同，它与佛教中的“念佛”法门极为相似。“冥想”则是通过在脑海中对一具体形象的观想来实现上述一心不乱的效果，藏传佛教中对本尊及上师的观想也与其有着同样的目的。这两种修法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禅定，但它们专注的对象没有像“观出入息”那样的微细，两种修法都无法让心灵变得更加的敏锐，并使其进入到更微细的精神层面；正因为进入不到极端微细的层面，所以它们只能将对精神的理解依附于其所念诵和观想的对象，而无法达到对精神本体的认识。在欧洲的中世纪曾经有过一些灵修大师如:Meister Eckhart*，用与禅宗对“心性”的描述极为相似的语言来形容“上帝”与“神性”，但这种描述的大前提还是归属于“神”。也就是说，在基督教里对精神的解读是通过“神”与“神性”这样的概念来完成的，并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对“神”的依附。这层依附关系必然产生思维模式上的二元化，因为有所立足，势必有所反对。它与中国禅宗所提倡的人人本具、各个俱足的“心性”有着很大的不同：“心性”及其修炼体系所专注的对象不再是“神”及任何由眼、耳、鼻、舌、身、意产生的信息，它的专注对象只是精神的本身。它是用眼、耳、鼻、舌、身、意来研究精神本体的一种方法，是每一个生命对自己最原初的精神状态的认识，并由此掌握这个精神状态的原理及其与外界交流的规律，通过对这些原理与规律的了解，最终进入到精神的本体并与之统一。“心性”不属于“神”和其他任何有形无形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而言，“心性”不需要任何外力且始终自满自足。这种自满自足的精神状态直接反映在如宋儒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类的言辞当中；“天人合一”“有无相生” “即心即佛”这样的概念同样也是对消解掉与外物的依附关系、并与本体合二为一的精神状态的阐释。东方文化在描述“心性”时强调的词汇如“中”“空”“无”等，是对个体生命的精神进行了一次自我的回归和无限性的解放，它试图清除掉任何对外物的依附与执著，从而使个体生命的精神回归于自己本来饱满的面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因为针对精神的本体在理论上解释的不同和精神修练方法的不一样，使得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分水，令“心性”的概念及与之相应的修炼体系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一道文化风景。
西方文化圈在经历了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等文化变革之后，慢慢地脱离了对“神”的依附，由以“神”为专注的对象逐步地转化为以“人”为专注对象，专注的对象虽然变了，但专注的方式依旧。正因为对精神本体的解释在整个中世纪被神学化，所以使得西方文化圈对“人”的专注要么停留在眼、耳、鼻、舌、身、意的层面，要么被间接地归引到那“绝对的唯一”。基督教的精神修炼近一千五百多年来所形成的概念、逻辑与思维方式并没有因历次文化运动的变革而减弱，相反已经深深地浸润进其后发展出来的文化的各个领域，现、当代的艺术也并不例外。在我们深入观察西方现当代艺术品时，我们会发现那由“神”演绎出的思维模式其实无处不在。只不过对“神”的专注在这类作品中被转化成对“情感”、“思想”、“主义”的个人追求， “祈祷”与“冥想”的对象从过去的“神”被放大到了个体生命及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神”虽然被转化了，但向外的探求依然如故；和专注于精神本体的“心性”的修炼体系相比较，这是一种不断外求并不断建立依附关系的精神修炼的方法：专注于外物或外物的某一个点，对其加以“客观”地研究与描述，以此慢慢地总结和形成相互依存的风格与体系——这样的修炼培养出来的思维模式不单单适用于艺术，同样也适用于科学。当然，在与“神”分离、转化专注对象的过程当中，西方现当代艺术极大地拓展了其所涵盖的领域及表现的技法，但在对精神本体的研究与探索方面，它始终没有超越“神”与“神性”的范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他们所使用的精神修炼的方法、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圈的自身条件所致，虽然历次的文化运动都做过超越的努力，但很快又被已成惯性的概念、逻辑及思维方式拉回到“神”的怀抱。其实由“神本”到“人本”，由“人本”再到对人的精神本体的探究，从大方向上来看，西方精神文化史的发展过程必然会回归到精神的本位；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这么做了。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表现技法之后，将其带入到“心性”的层面、并使其对精神的本体有所了解呢？西方的精神文化界近五百年所做的努力都是试图让自己从“神”的影子里走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对“心性”有着成熟的经验的国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与之交流、并将自己所体悟的“心法”传授给他们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用西方现当代艺术所使用的语言将我们的“自家宝藏”重新加以阐释并表达出来，进而贡献给全人类呢？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想对上面的三个问题给出答案，因为对传统的反思和研究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才刚刚起步，但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可以给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在本人开始向传统学习的时候，心里就一直有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宋代的文化人能如此自信地说：我们研究的学问是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它不单单承传了往圣的绝学，而且可以演绎出万世的太平。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凭借的是什么？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们展现出一面如此灿烂的文化旗帜？现代中国的文化人又有谁能够以如此圆满自足的精神状态喊出这样嘹亮的口号？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