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董冰峰?董冰峰现任栗宪庭电影基金会艺术总监，曾在广东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任职策展人，并曾主编杂志《艺术与投资者、《当代艺术与投资》，策划“蜜蜂-当代艺术”书系的出版，为国内引进了几十本有关当代艺术的最新译著。
今年，董冰峰凭借《展览电影：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电影》提案获得2013CCAA评论奖，雅昌艺术网专访独立策展人董冰峰，了解他的策展态度和当代观念。
谈国际策展趋势：策展实践中跨学科的主题
近年，董冰峰最为称道的一个展览，是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皇后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展览“Atlas”，由法国艺术史学家Georges Didi-Huberman策划。令董冰峰惊讶的是，展览概念的起点，是远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艺术史家Aby Warburg的图像学方法，展览“Atlas”，是从探讨Warburg的“记忆图集”(Atlas)，一直延伸到整个20世纪的艺术、建筑、电影、文化及哲学等所有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这不仅仅是马德里这一个展览案例的特点。你稍作些研究，就会发现最近五、六年，一些很重要的西方博物馆，当代美术馆或大型展览，在研究、策展方式上都有一个明显的转向或者说问题的回溯，没有一种，我们通常认为的比如‘经典的’现代主义，或当代艺术的一种问题的简单分类;其次，在展览的主题或是展览主要的文献构成，都有回到一个历史的纵深，比如在经典的艺术历史、思想史的主题中，同时又进入人类学的、社会学的、考古学的等多种学科的，包含视觉的与思想的脉络的整理和发掘，在其中寻找一种符合当下艺术的开放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式和策展的方式。我觉得今年的‘百科宫殿：威尼斯双年展’和去年的‘现代怪兽：台北双年展’，也很接近这样的研究方式的范例。”
谈策展人的概念：策展人最好不是一个职业，策展即研究
谈及策展人的定义，董冰峰更倾向于把策展人定义为研究员的角色。他认为，策展人不仅仅是在做展览组织的工作，而是必须有更长的时段在从事某一个或一些连续的艺术问题的研究。
董冰峰介绍，策展的本意，首先是作为博物馆的保管员或研究员的角色。策展人的养成，也是一个漫长的繁杂的学习和积累的阶段。比如，你必须要有相当的艺术史和艺术鉴赏的基本学养，而且要长时间的博物馆的学习和工作经验的准备，最重要的是，策展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研究课题和持续工作的主题。比如日本，策展人是叫学艺员，董冰峰认为这个定义就非常谦虚、而且工作职责也非常明确和有序。
“国内现在的美术馆、画廊，绝大部分的艺术生态里边，最缺乏的就是研究的工作，缺乏研究员、研究团队对一个持续工作的艺术机构来说，长期来看问题可能会非常突出。每个机构的展览运转都非常快速，要求周期都非常短暂，很少有会去准备三年、五年的项目，这都是非常短视的眼光和方式在运作。策展就是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策展。更何况现在，当代艺术的问题也绝不止于我们熟悉和了解的艺术本身，很多周边的学科或者社会的状况，都需要去学习和了解。”董冰峰说。
谈当代艺术概念：西方与非西方观点甚至冲突，当代艺术不应该被限定
2008年年底，董冰峰加入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更多往返于世界艺术博览会和国际美术馆。他意识到“中国当代艺术”正逐步陷入一种危机，日益保守，而且“腐败”。他和胡昉、袁小潆、潘广宜等朋友，一起发起策划“蜜蜂文库-当代艺术”书系，大量引进国外学界对当代艺术的写作，就是希望试图打破国内对当代艺术非常片面、单向度理解的局限。
董冰峰以书系中的《什么是当代艺术?》一书举例，“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种关于当代艺术的观点，几乎没有雷同或相似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对当代艺术持批评态度的人占多数。同时，这里面透露出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并非是简单的西方中心论的，一直就是西方/非西方快速的互动中的。西方的当代艺术对非西方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有巨大影响，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种非常不同的、激进的抵抗西方当代艺术的策略。”
董冰峰认为当代艺术不能被简单地去整体看待，更不应该去简单限定。
谈策展的标准：问题意识、发言位置与呈现方式
谈及如何评价一个策展人的工作，董冰峰认为以下几点比较重要：
第一点，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就是，首先策展人能够提出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针对当下(或历史)有何重要意义。所以说展览的主题或题目非常重要。
第二点，是发言位置，高士明也谈过这个主题。发言位置对于策展人而言，就是你的工作背景和讨论的平台。这个位置可以包括很多种：比如在野的、体制的、美术馆的、还是大学的，也可以是职业的“位置”：科学的、哲学的或者其他学科的。你的发言位置与你的问题意识有什么紧密的关系，这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你的工作思路和有效性。
第三个是呈现方式。衡量策展人工作最重要的、也最直接的就是展览的呈现方式，呈现方式可以包括展览中的，比如文献、研讨会、展厅和作品的处理等所有完成展览工作中的工作视野和开放程度。当下的艺术展览，所要面对和处理的课题非常繁复和艰涩，当然，在中国我想可能要求要高或更复杂，不仅要面对艺术的、历史的问题，也会有社会的或不可回避的政治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