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事件？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中这样定义它：从集合论看，事件不属于历史，不属于现场，不属于任何叙述；它只属于自己，只包含在自己之中。事件是一个包含在它自己的集合里的集合。法国1968年的“五月革命”和中国“文革”，就是这样的事件，或集合。
只有事件，没有历史；至少没有一种主旋律式的历史，或历史仍是待定的。因为事件还未被决断或决定，正因此而仍与当前藕断丝连。历史学家总将比如说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雅各宾俱乐部、英国间谍、剧场、断头台和《马赛曲》等等当作同等的痕迹和事实来列出，他们写的历史只是对姿势、事物和言语的无尽的列举。我们习惯于说的那种“历史”不允许“多”；而事件是多之又多。
在现场（Site），事件是席卷式发展的，像我们排练中的戏，演出的，与脚本和导演意向常不合，我们只得面临和遭受它。过去发生的事件，仍在当前被排练着。在追溯中，我们对这样的事件的结构式热情里，才有真相的出现。它浮现于我们当代人的同情（compassion）里。康德说，法国大革命时，别的国家的人民心里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场革命，心同此情地发生。“历史真相”就重现于这种同情中，重现于我们当代人卷入后的排练中，而不掩埋在已远去的过去的事实里。一个社会事件之后，网民事后卷入，集体汇成那种关怀之热情,那本身就能烘托和维持我们想要得到的真相。我们要的不是临床式和刑侦式的真相，而是集体关怀中形成的真相。
巴迪欧在《历史的重生》（2012年）写道：广场上冒出的人们，与这个世界的未来和意义原没有干系，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莫须有（inexistent），是这个世界的缺与不在。只有这些还不存在的人民开始存在了，改变世界也才真正开始。这个世界里,之前不存在的东西开始存在了，就是事件。事件开始于一个点，从中冒出全新的多重性。
真正的改变里，一个新场地就会诞生。在新场地上，刚冒出的人民会宣布：我们才是真正的埃及人，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到这个新场里，我们才会发现，之前，“埃及人民”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这种宣称马上获得全球人民的欢呼和响应。广场上，当新的人民发现在任何历史性的暴动中都隐含着绝对正义时，他们会像艺术家做完一个满意的作品，科学家发现了一个伟大定律和恋人之间发现了深刻的共同语言一样那么地兴高采烈。
事件是历史的重启，它会有三个征兆：加强，收缩和本地化。这表现在政治中，是革命成为事件；表现在爱中，是性解放成为事件；在艺术中，是表演成为事件；在科学中，事件是：认识论突破，如量子力学这样的事件的出现。
一个作者进入科学、政治、爱和艺术轨道，走向真理的过程中，中途会生产出无数个作品。只有在事件中，才能展示出作品的真相。展示是将作品拉回到事件的轨迹中。而事件不服从历史叙述；事件是黑洞；事件是活火山。美术馆的展示，应该超越它的传统功能，也就是收留、收容、委托和代理。
只有当前正在被展示的，才能称作当代艺术。所以，今天的艺术的最基本单位，不是作为对象的艺术作品，而是用来展示物品的空间装置。展示装置之中，才发生艺术。今天的艺术不是特殊的作品的总和，而是各种特殊的地方构成的地形和其中作为事件的艺术发生。艺术家越来越像策展人，因为他或她挑选自己的艺术，也挑选别的物品和别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再选地点来展示。艺术装置就是由艺术家来策展的展览。当代艺术发生于展示装置之中。
艺术家作为策展人来把控的装置，是对一种失效的历史时空的占领。它演示的是艺术家对某一时空的主权式占领。装置可被看作艺术家个人的主权式自由的产物，是要在所谓的世界-历史里另搞出一种世界-历史，在国家空间内自由地另搞出一个主权空间。装置放大了是一个个人美术馆，装置里可展出作品。单个图像也可算是装置，是一个被减到一个图像的装置。每一个装置都呵护着一个事件的火山口。
装置也是新的人类共同物的根据地。当代艺术向我们提供新的人类共同性。共同性不是抽象的说法，是指人从私密存在中绽开后的“在一起”状态，类似于地震警报后，全体居住民站在空地上，一起回望自己所住的那幢楼时的自我回望和自我认同中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感性；它是一次次追加和追认的。当代艺术装置将这样的人类新集体，当作自己的观众，当作诸众的苗头。当代艺术展示仅仅汇聚人民，展示他们的“此刻－此地”，玩弄失落和重拾、去地域化和重新地域化、失韵和复得神韵之间的辩证，是不够的。人民还需要看到自己正威武地形成，形成一个矩阵，成为一个诸众。艺术家不能提供弹药，至少应该先向人民提供自我检阅的镜子。装置就是这样的人民的自我检阅装置。
装置像帐篷那样，为我们守望着事件现场。在历史、艺术史散架的今天，装置成了剧场、美术馆、广场。在装置中，艺术家（或作为策展人）的任务是：引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