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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以诗蓝的作品为例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3-10-17 17:14:59 | 文章来源: 艺术中国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像中国社会一样,处于高速发展的进程之中。从80年代的“政治波普”(political pop),到90年代的“玩世现实主义”(cynical realism),再到21世纪的“中国风”(Chinese Style),艺术风格每隔十年就会有一次大的变化。这种概括冒着简单化的风险,因为小的变化,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在北京郊区的数以万计的艺术家,用他们充满能量的创作,告诉我们:艺术并没有终结。活跃在北美批评家丹托(Arthur Danto)和活跃在欧洲的批评家贝尔廷(Hans Belting),在80年代不约而同地宣告艺术终结了。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在他们宣告艺术终结的时候,艺术却在遥远的中国获得了新生。

当代艺术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老一辈艺术史家滕固(1901-1941)在写于1925年的《中国美术小史》中,将中国艺术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长时代、混交时代、昌盛时代、沉滞时代。他最重视的阶段,是混交时代,因为混交时代的艺术是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其间外来文化侵入,与其国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坐微妙的结合,而调和之后,生出异样的光辉。”[ 滕固:《滕固艺术文集》,沈宁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77页。]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也得益于与外来文化的混交。混交的条件,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都能保持各自的特征。如果本土文化完全被外来文化所淹没,就是文化殖民,而不是文化混交。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化界向西方的学习达到高潮。但是,无论中国文化的身份依然独立。就像现任国际美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主席卡特(Curtis Carter)指出的那样,“西方艺术的霸权没有征服中国”。[ Curtis Carter, “Globalization, Hegemony, and the Influences of Western Art in China,”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Aesthetics, Peking University, December 18, 2009.]尽管全球化缩短了中西方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中西方文化因为各自独特性而形成的“距离”依然存在。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就非常重视这种“距离”,因为这种“距离”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Francois Jullien, “A Philosophical Use of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Francois Jullien,” Thesis Eleven 57 (May 1999), pp. 113-130.] 跨越遥远“距离”的混交,势必会产生生命力更加强大的艺术,就像“在优生学上,甲国人与乙国人结婚,所生的混血儿女,最为优秀。”[ 滕固:《滕固艺术文集》,78页。]

诗蓝的艺术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2010年5月到2011年9月,在不到一年半时间里,诗蓝先后在中国今日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参加群展的次数就更多了。没有旺盛的创造力,就没有能力参加这么多展览;没有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就不可能被顶级美术馆接受。诗蓝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混交”。诗蓝出生在中国,青年时期赴法国和英国留学,后来又在澳大利亚、日本、卡塔尔、印度尼西亚,覆盖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三大文明,她的作品就是广泛的“文化混交”的产物。但是,无论吸收了多少新的文化养分,诗蓝的艺术并没有失去她的文化身份。相反,在吸收众多的不同文化的养分之后,诗蓝的艺术中的中国性变得更加鲜明。于连所说的“距离”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距离越远,扎根越深。在经历漫无边际的文化游牧之后,诗蓝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深刻,她的作品中体现的中国性不再是表面的符号,而是内在的精神。诗蓝的艺术中,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冥想和诗意。相反,我们在一大批墨守成规的中国艺术作品中却看不见它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诗蓝的艺术经历了外来文化的洗礼,有了创造性的转换。经过洗礼和转换之后,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部分得到了彰显。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做一点具体的说明。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书画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是“气韵生动”。从绘画的角度来说,中国画的“书写性”最适合体现“气韵生动”,于是线条成了中国画的标志。但是,用线条的运动来表示气韵的生动,只是入门,并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因为是以“动”来表现“动”,没有太大的难度。如果能够用“静”来表现“动”,或者“动”来表现“静”,就比简单用“动”来表现“动”,用“静”来表现“静”要高级。宗白华(1897-1986)就发现,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音乐,但是最高级的艺术是绘画,[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369-372页。]因为用绘画来达到音乐境界比用音乐来达到音乐境界更加困难。诗蓝的绘画没有简单地用运动的线条来表达气韵生动。她甚至不用毛笔做画。她让氤氲的气韵渗透在空间里,将时间空间化,同时也将空间时间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蓝的绘画追求中有音乐,诗蓝的音乐追求中有绘画,就像苏轼在评价王维时说他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我个人特别喜欢诗蓝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空”的感觉。空不仅是空间,也是空无,是万念俱消之后所达到的身心寂静。在诗蓝的作品中,生动的气韵潜伏在无边的空寂之中。这是中国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

让我再回到前面所说的“文化混交”的话题上来。今天所说的文化混交,不只是不同地域的文化的混交,也包括不同领域的文化的混交。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作跨文化的混交,把后者称之为跨学科的文化混交。诗蓝的艺术,不仅是跨文化混交的结果,而且是跨学科混交的产物。诗蓝早年学习声乐,后来学习哲学,最后学习绘画和视角艺术。在诗蓝的绘画和装置作品中,蕴含有哲学的基因和音乐的基因。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基因,如同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基因一样,让诗蓝的艺术充满活力,“生出异样的光辉”。

艺术家不能选择时代,只能等待时代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诗蓝是幸运的,因为她的艺术符合今天的时代。在诗蓝经过漫长的文化游牧回到中国的时候,政治波普已经衰落,玩世现实主义也萎靡不振,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风的生成和壮大。诗蓝见证、参与和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风”转向。诗蓝的艺术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

彭锋

2013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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