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有点奇怪这两年新水墨为什么成为大家谈论的热点了，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有点过于乐观了，其实只能说在过去新水墨被边缘化，现在实际上是稍微回到一个平稳状态，它也有收藏群体和关注群体了，但新水墨既不是一个气侯，也不是一个在未来引导主流的东西。

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记者：大家一直把你视为当代水墨的代表人物，你怎么评价自己在这个群体里的位置？

李：我今天能够做出一点作品或者一点成就，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在做艺术的群体里，我的生活可能更随意、更透明一些，看问题的角度可能更自我一些，相对不太功利。

记者：你当初选择水墨这个材料的原因是什么？

李：我最早其实是喜欢画油画，要考大学的时候我的表姨周思聪给我一个建议说，如果你想做一流画家，那学国画、学水墨画。当时的一个考虑是方便，一是它本身是民族的、传统的；再就是在七八十年代，看中国画大师的原作可能要比看西画原作容易。她建议我如果想做一个特别优秀、特别有价值的人，还是要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有一些贡献。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上一辈的艺术家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考虑。后来我越来越感觉到，水墨与我个人的性情和性格更近一些，因为我这个人是很随性的，水墨、宣纸这种材料对这种即兴式的书写，更方便也更亲切一点。

记者：中国画的传统材料对你的创作并不构成什么限制吗？

李：对我来说，语言上的实验性探讨始终不是我的一个侧重点。我始终不认为水墨的传统语言方式和材料对我有什么限制，其实很多限制是观念上、甚至是习惯上的。传统的水墨画中有一些程式化的语言和画种的分类，无形中给人们一种限定。对于感到中国画的传统材料所限制的人，他们学习的方式是沿袭古人，在过去一些现成的模式里找经验和样式。这在过去的中国画传统里是一个正常的习惯，因为大家都是从临摹开始，审美和价值观的形成也是因为临摹能力，你学习的能力决定你的技能。

记者：你当时也是这样的吗？

李：我到现在还质疑中国人画油画有一种自觉和本能的材质感，如果非得让一个不学绘画的人涂几下的话，好像有国画的遗传在里面。所以水墨的材料对我来说没有问题，因为我不是非要跟传统的语言方式拉开距离来作为一种创造，有很多人是这么设定的，我也相信做这种事的人也许以后有道理，因为他是要探索一种所谓的新语言模式。我思考的是怎么进入当代，活在当下，生活的真实感受可能更重要。

水墨界的潜意识

记者：你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李：我现在倒没觉得有什么困难的问题，我自己总认为画水墨的人在当代艺术里相对其他画种的人走得慢一些。原因是在水墨自身的问题上，水墨的整个国情和艺术的开放程度比别的画种要低、要窄。它有门槛，我们自己都觉得有这种压力。因为在中国对水墨有判断的还是自己是做庄的人，所以他对水墨画家是苛刻的，除了看你的艺术理念和提出的问题以外，他还会拿传统的尺子来量你，看你怎么解决问题。好多国画家成名晚，是因为要过很多关坎，咱们说白了，就是量活的人太多，等量完活的人点头的时候，你已经年龄不小了。这没办法，任何一个做当代水墨的人都不能回避，他甚至还是想通过各种方式来证实自己的传统功底。

记者：没有别的解决方案吗？

李：没办法，这是一个本能。好像你想拿到话语权，就要有一个默认的考试，就要经得起别人考验你。我比很多当时一起做当代艺术的人晚成得多的原因就在这儿。水墨界有一种潜意识，如果你跟水墨有关的话，就要量你。但后来我后来发现，这个话题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话题，我去国外也突然感觉到，如果你没有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理解，没有笔墨经验和笔墨功夫，西方人还会另眼去看待你吗？他们也渴望有一种跟他们截然不同的、东方人的意识和传统技艺，从某种角度看，国际社会也在拿尺子量你，所以水墨的尴尬都在这把尺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