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乙巳泼彩》
刚刚落槌的香港几场大型春拍,“文人画”再度成为拍卖市场上的“花魁”。刚刚结束的香港嘉德春拍上,张大千的《乙巳泼彩》以超过两千万港元的价格拔得头筹,此外,吴湖帆、关良等“文人画”作品再成宠儿。
列举一组数字,便能发现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孕育的“文人画”版块“井喷”般的内在冲动。据雅昌艺术网指数显示,2000年至2002年,齐白石作品的拍卖成交价一直维持在5万元/平方尺左右;而2010年秋拍,这一数字上涨至86万元/平方尺。2011年嘉德春拍现场,齐白石书画作品《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元创造了当时中国近现代书画的世界新纪录。
中国传统书画、尤其是“文人画”拍卖为何如此之热?其中,近日一场探讨中国书画收藏的“寻找文人的足迹”的沙龙在广州举行。这场沙龙由雅昌艺术网和天成国际拍卖联合举办,邀请到著名艺术评论家、上海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谢春彦。座谈间隙,记者专访了“新文人画”代表画家之一谢春彦。
“文人画”成了一种定价标准
记者:您精通于对“文人画”的钻研和收藏,您怎么看待传统书画版块的升温?
谢春彦:中国古代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古代文人的理想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很多文人又是在朝的官员。例如中国古代书法的高峰宋朝,宋代大兴科举取仕,官员人数猛增。知识分子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艺术的繁荣,出现了苏、黄、米、蔡四大家。国学大师钱穆说,宋代是中国艺术的“平民化”时代。在书法上前进了一步,解放了思想,尚意抒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应当说古代的文人书画有两种,第一类是真正的文人,比如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他们是大文人,本身又身处官僚体制里。第二类是民间文人,比如敦煌的画师以及寺庙里绘画的画匠,他们在文化上的发言权肯定比不上官僚文人。
近代著名学者陈衡恪曾提出过“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不可否认,文人画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主流。所以这几年,艺术市场正红火的时候,“文人画”甚至已然成为某个画家区别于别人,甚至给作品定价的一个标准。
拍卖影响了中国书画的审美取向
记者:今年春拍,传统书画取代当代艺术品成为成交热点,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谢春彦:前段时间有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但我觉得起码在文化上,目前中国还做不到说“不”。西方对我们的了解要比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少得多,甚至很多外国的知名汉学家对我们的书画作品也不了解。
然而,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拍卖行上的传统绘画卖得越来越贵,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拍卖价超过4亿元,此外,张大千等人的作品价格也不断飙升。可以说,拍卖行不仅左右着艺术品的价格,无形中也影响着中国书画的审美取向。
应该说,传统书画尤其是“文人画”,很难去衡量其价格。以前的中国画都是按照面积“尺”来卖的,像卖布一样。但一幅“文人画”其背后的价值很难估量。比如黄宾虹,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文人画的杰出代表,他的诗书画印堪称四绝,还留下一本《画语录》。但黄宾虹身世比较悲惨,在解放前就渐渐被冷落。他生前经常接受邻居的接济,邻居收藏了很多他的画。当初,浙江美术馆收藏他的作品时也没有好好对待,拿报纸包住放在仓库里。时过境迁,如今浙江美术馆专辟一个展厅来展出黄宾虹的画,每一幅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
收藏文人画要读懂某种情感
记者:时代在转变,“文人”的概念已经变化了,什么样的“文人画”值得收藏?
谢春彦:“文人”是一个很长的、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概念。时至今日,“知识分子”已经基本替代了“文人”这个词。如果按照这个概念,“知识分子”的绘画,统称为“文人画”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在这个急于求成、急于求名利的浮躁时代,更多人是在抬高自己或某个阶层的绘画技术,“文人画”成了流于表面的一个形式。
30年前,当年的一帮年轻人提出了“新文人画”这个说法。传统文人画必须创新,现在有些人老师怎么画他就怎么画,这里几块石头,那里几朵菊花,然后再翻书找几首唐诗题上去,陈陈相因,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教人配诗的工具书。这样的作品能算“文人画”吗?
究竟什么样的“文人画”值得收藏?首先,艺术水平要达到一定标准,其次要蕴含某种人文精神,蕴含某种情感。文人画家要首先是个读书人,要能在绘画里蕴含“昔日西施浣纱津,石上青苔思煞人”的情思,也可以再现“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意境。
我一直认为,艺术品的拍卖收藏某种意义上是感情的买卖。比如齐白石画虾,有一幅是一根钓丝垂下来,有个鱼钩勾着条蚯蚓,水里有几条鱼游过来吃鱼饵,画的名字叫《小鱼都来》,名字起得多好?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情感在里面,你能被其感动,这样的文人画才值得收藏。
中国书画碰到了最好的时代,因为处于难得的太平时期。但是太平环境也容易滋生肮脏的东西。一些没有文化的人通过炒作,也可以把画卖出很高的价格,一个个都成了大师,东抄西抄缺乏创造。但艺术有它必然规律,真正伟大的作品是经过历史的淘汰之后流传下来的精品。所以今天,对于中国书画的传承和发展来说,又是值得警惕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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