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不少社会事件屡屡成为公众藉以畅所欲言的“网络盛宴”，书坛也不甘寂寞，端出了极具当今书坛特色的“网络快餐”，这就是陕西书协换届事件。称得上“事件”，自然需要有非同寻常的特异性和震撼力。而于1月21日召开的陕西书协换届大会的“特异性”和“震撼力”，就在于“选举产生”了阵容空前庞大的“书协领导班子”，计有：主席1人，常务副主席16人，副主席18人，名誉主席11人，顾问6人，秘书长2人，副秘书长10人，总共64个职位，其中2位秘书长由常务副主席、副主席兼任，实际任职人数为62人。这个数字，一举刷新了此前山东书协副主席16人、河南书协副主席17人的“纪录”，创下了兄弟省市在近期内很难超越的“最高纪录”，想必单凭着这一点就可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触目的一笔。
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此纷纷作出反应，质疑声、批评声、嘲讽声不绝于耳，此起彼伏。网民们更是大胆发表各种意见，对书坛来说，其轰动程度不亚于种种“不雅视频”事件。从某种意义而言，“陕西现象”也属于“不雅视频”，其丑陋程度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我却无意加入批评、指摘的行列，因为，批评者已经够多了，其荒诞性已经昭然若揭，无需我再多说什么。简单地对一件人人都觉得“有问题”的事件加以抨击，已属多此一举。我倒是想从这一“事件”中寻找其中蕴含着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成分，从“负面效应”中获取“正能量”。按照这一思路，我发现“陕西现象”具有不小的“另类贡献”。
“贡献之一”：它将书法界早已存在且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推向极致，从而起到了极强的唤醒和警示作用。书法家及公众对书协的种种批评与不满，归根到底，源于一些书协领导者借现有书协机制的公器来谋私利。省一级书协，表面上是“群团组织”，实质上却是进入公务员体系的，等同于“政府部门”，它具有代表政府来“管理”书法事业的职能，在全民书法热潮方兴未艾的情况下，“书协领导”的特殊身份又可以为其市场价位、卖字带来很大的便利，一言以蔽之，其“书法领导身份”具有非凡的“无形资产”和“附加值”。这就是许多人争着要当“书协主席”的原因所在。“陕西换届”把这一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了，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贡献之二”：它将书协机构、书协运行机制有目共睹但积重难返的不合理现象推向极致，促使人们陷入反思，寻求变革之道。我相信陕西有关部门之所以做出如此反常安排，必有其“难言之隐”，或者说“从大局出发”的“通盘考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非如此难以促进陕西的书法事业全面发展。从另一角度说，书协尽管列入“公务员建制”，但驻会干部一般只有二三人而已，其余的“书协领导”都是兼职的。也许管理者觉得反正只给名分，不发工资，搞一个“人人有份，皆大欢喜”也未尝不可。现有的“书协机制”，催生了这一“怪胎”。
“贡献之三”：它将书协换届普遍存在的“争座位”现象，以近乎“恶搞”的形式推向极致，从而对书法家内部存在的“拜权主义”、“唯主席是争现象”起到了消解作用。书协主席、副主席的位置只有那么几个，即使有所扩大，也肯定满足不了争相当主席者的愿望，“陕西版书协主席图”的出炉，倒是在不经意间提供了另一个思路：既然那么多人要当主席，就让大家都当吧！人人都当，等于人人没当。物以稀为贵，以滥为贱，我相信当一个省有了六十多位“省书协领导”之后，“省书协领导”的书法还会都是人人每平方尺数千元？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而对公众而言，对此大可付之一笑，说到底，“书协”毕竟是“群团组织”，“挂职领导”多一些确实也无伤大雅。索性将“书协领导层”再扩大一些，让其彻底“贬值”，最后反倒无人在乎当不当“书协主席”了。问题在于，现有书协毕竟还带有“官办”性质，这样做就相当不严肃了。什么时候书协组织取消“官办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团体”，那么，“领导层”多少如何，想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敏感了。
“贡献之四”：它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将原本是地域性、专业圈范围内的一次“换届工作”，引发为一场“公众事件”，或者说“网络事件”，吸引众多的“围观”和“群议”，引发了广大热爱中国书法的有识之士对书坛现象、书协现象的深层次思考，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管理层的注意。记得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人们诟病已久，但直到2003年3月发生“孙志刚案”：在广州工作的27岁的湖北大学毕业生孙志刚，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就在去网吧途中被警察送往“三无”人员收容遣送站，后被野蛮殴打致死，许多媒体详细报道了此一事件，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反思和抨击，最后，2003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行使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被彻底废止。中国的许多体制性不合理现象，往往要到发展到极致，才会迎来变革的机遇。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希望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引发对现有书协机制的深层次思考，并借此引发深层次改革。
再回过头来说“陕西书协换届事件”，不管公众如何质疑、批评，都难以改变陕西书协已经产生的“领导机构”，因为其“人选”都是经过有关管理部门批准、经过“陕西省书法界代表242人”选举产生的，哪怕“不合理”，也是“合法”的。就实质而言，书协领导机构的人数多寡，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固有的积弊不消除，人数再少也不合理，机制公开透明、科学合理了，人数多一些又何妨？如果由此果真引发了对书协机制的改革，“陕西现象”的贡献，则岂止“另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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