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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手中国古画的重要画商
下一个重要问题：谁才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绘画和其他东亚艺术的经营商？山中商社（Yamanaka &Co.），总部设立于日本（京都），早期相当重要，但在二战早期即被迫退出竞争，未及真正强大。卢芹斋（C. T. Loo）和他的继任者弗兰克·凯洛（Frank Caro）当然是重要的中国艺术品的经营商，但两人都不真谙熟于中国画——卢芹斋倚仗他人的意见，最出名的那位就是王季迁。在纽约有一家商号的C. F. Yao，将一大批中国画售与威廉·H. 摩尔夫人（Ada Small Moore /Mrs. William H. Moore），后来又出了让人钦佩的研究图录，她将她的收藏遗赠给了耶鲁大学美术馆，至今仍能在那里得见，但仅少数是真品。侯时塔（Walter Hochstadter）是美国很活跃的画商，对中国画的鉴赏独具慧眼，亦擅长陶瓷和其他杂项的鉴定，他为美国收藏家带来了不少重要艺术品，但几乎都是元以后明、清的绘画作品——就我所知，他只经手过几件署款为宋元画家的作品，而对于这些作品，他似乎也打了眼。我的老友程琦，长久以来主要居住于东京，在香港亦有居所，是一位收藏家兼画商，他为美国博物馆提供了不少明以前的中国画，尤其是克里夫兰美术馆。他主要出售自日本购得的画作，在日本，他时刻盯着市场，一旦时机成熟，便购入那些早期绘画。对于收购这些画作的博物馆而言，大部分是物有所值的。但他的眼力和判断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王季迁相提并论。程知道，杰出的宋元画作，特别是我称之为“宋元画”（“Sgenga”）的那种，在中国评价不高，未被珍视，有时却能在日本以惊人的低价购得。我本人也收入了不少，几乎全部以数百美元的价格购入——总之低于一千美元吧。
最后，向美国博物馆和收藏家引荐、出售最多宋元画作的，是鉴藏家兼画商王季迁,他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C. C. Wang——于我亦师亦友。他尤擅鉴识元代文人画家的作品，特别是倪瓒——他曾统计过倪瓒的作品尚有多少存世，算计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他可以自己购入收藏抑或出售。若要说他在鉴定宋及宋以前的绘画曾犯下过什么错误的话（在我看来）——我会在下文中谈到其中之一，即此次展览的《溪岸图》——因中国传统鉴定以笔墨、用笔作为判断依据，而这在大部分元以及其之后的画作中能被辨别；宋以及更早的绘画，相较而言，并没有呈现个人的笔墨特征，因此对中国鉴藏家构成了一些问题。我持此说并不妨碍我从王季迁那里受益良多，同时亦因其高于本人的对晚期画作的鉴赏能力而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曾给我看他当时正考虑购买的宋代及更早的作品，与其说是他相信我对于这些作品的判断力，不如说，因为我可以相当准确地告诉他，美国的收藏家和研究人员对它们会作何反应。
除了他自己直接将中国画卖给博物馆和收藏家，王季迁还是别人的重要顾问，特别是卢芹斋和他的继任弗兰克·凯洛。侯时塔在与王季迁进行的一次交易失败后起诉了王，法庭上，他被迫承认，由于他自己的专长在于器物，他曾依赖于王在绘画方面的鉴定能力。这一官司的审讯记录留存了下来，是我们领域中着实有趣的一个文件。王和侯时塔，还有他们的律师们，试图给那个已陷入困惑中的法官作出解释，为何某张曾和刘贯道的《消夏图卷》（在此次展出之列）裱在同一个卷子上的作品，有可能同是此画家的杰作，但也可能不是。李雪曼，站在侯时塔一方，发表了关于怎样鉴定复制品和伪作的讲话，堪称一场值得赞叹的艺术史讲座。我曾在自己关于这个大问题的讲座中引用这一讲座内容，记录于我的视频讲座系列“溪山清远”。
美国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
五代佚名《乞巧图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自王季迁处购得。“这是一幅极精的真迹。”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次四家借展早期中国绘画的博物馆之一，我把它留在了最后。之所以将它置于最后，是因为，虽然那些号称的早期中国画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就进入了大都会——1913年，他们从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手中获得了其中的大部分，部分作为捐赠，部分作为收购，但其中极少为经得起检验的真正的早期画作——可能元初的大师钱选的手卷是唯一的例外。1947年，大都会在后来的亚洲艺术部研究员普爱伦的坚持下，重金购得大量白威廉（A. W. Bahr）的中国绘画收藏，大部分见于喜龙仁（Osvald Siren）1938年的著作：《白威廉氏珍藏中国古代绘画集》（Earl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 W. Bahr Collection）。早期西方对于中国绘画的研究往往认为，中国画传统经历了其伟大的时期——两宋，至元代而衰，晚明时期而再衰，以至晚期的作品不值得任何严谨的收藏家和博物馆收入。普爱伦便是此成见的坚决拥护者，而其研究员身份终其一生从未被动摇。普爱伦断言，即使那些“宋画”并非真的宋代所画，它们仍比任何明清绘画更美。普爱伦始终坚持着这一荒谬的理论，即便此领域其他专家达成了更站得住的共识，1950年前后，史克曼和杜柏秋（Jean Pierre Dubosc）策展的展览和相关出版物对此观点的形成尤为重要。1953、1954年，当我以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在大都会博物馆进行研究的时候，最后半年是在普爱伦的办公室里某张办公桌前度过的，但在精神上，我觉得自己更接近隔壁房间的研究员阿希文·利普。当时争议犹在发酵，普爱伦把整个展厅满布从白威廉的收藏中购得的“冒牌”宋画，还称其为“世界上最美的房间”，而同时，利普为大都会购入一些明清精品的尝试则以失败告终。我记得他借来了朱耷（八大山人）的精美册页，但不得不还给那个画商，因为普爱伦甚至拒绝考虑购入的可能性，声称其为（如果我的记忆可靠）“一个拙劣的玩笑”。
后来的研究员，尤其是我所尊敬的同事方闻先生，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来构建大都会的宋元绘画收藏，而方闻明智地选择了王季迁作为他所依赖的首要渠道。方闻实现了他的计划，两次购入了王季迁的藏品——1977年，方闻参加了我和其他成员组成的中国古代绘画代表团，经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中国之行，而此前不久，他完成了其中第一次的收购。当时我是代表团团长，同行的包括另外几位学者，他们批评了方闻从王季迁处批量收购的行为。故而，我们在中国时，气氛仍有几分紧张。在我看来——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若要我本人来对王的藏品进行挑选，多少会有不同的选择，但这一次收购整体而言还是明智的。1990年的那次收购总体上也相当不错，方闻的妻舅唐骝千从王季迁处购入，最终作为捐赠给了大都会。
1981年，大都会博物馆获得了来自于顾洛阜的私人收藏，部分捐赠，部分购入，其中国古代绘画收藏也因此举得以大规模地扩充。如上文提及的那样，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曾卖给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一幅宋画——乔仲常伟大的手卷《后赤壁图卷》，顾洛阜售画出于其与史克曼长久的友谊——两人常常相伴出游，自然清楚此为史克曼追慕已久，希望能为其博物馆入藏的一幅画。此次展览包含了这件作品。而顾洛阜其余的收藏都去了大都会，包括归于郭熙名下的一幅重要的立轴和宋代的一套册页（其中两幅在此次展览之列——其一为梁楷所作，另一件归于马远），这些作品极大地增强了大都会早期中国绘画收藏的实力。几乎大都会全部宋代以及宋之前的中国画都收入了方闻于1992年出版的精彩图录——《超越再现：八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国书画》。
顾洛阜原本是手稿和版画的收藏家，并且是纽约格罗里埃俱乐部（Grolier Club）的显要成员（他的中国画收藏先是在那里展出的)，因其本人对中国画一窍不通，他依赖于一位了不起的画商，今天，此人不应该地被遗忘了，他的名字是濑尾梅雄（Joseph Umeo Seo，日裔古董商，在纽约开店，1911-1998年），曾在日本和北京的山中商社工作，尤其长于书法鉴定。全部画作几乎都出自一个危险的来源——艺术家、画商、伪作制造者张大千。然而，最终，没有一幅张大千的伪作或仿作进入顾氏的收藏（据我所知），这都归功于濑尾梅雄的好眼力。但因某些我不能理解的原因，濑尾梅雄却被人忽略了。1985年，在大都会为庆贺顾洛阜绘画收藏而举办的研讨会上，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提及，他本人更是没有受到邀请。报复心强是顾洛阜的诸多弱点之一，由于之前便有二人关系不和之类的传闻，故而濑尾梅雄的缺席很有可能是顾指使组织者所为。传闻顾洛阜把藏画卖给大都会博物馆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迫于无奈，是因为当时他在一场大规模的信用诈骗中成为牺牲者，损失了一大笔钱。此事如若属实，也属于典型的顾洛阜之作风——他是一个强势父亲的软弱儿子（包括体质和心智)，父亲通过石油开采设备开发积累下家族的财富，儿子则肆意挥霍殆尽。
（因篇幅所限，本文发表有删节,原文有注释。全文收录于北大出版社将出版的《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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