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 《Orange Outline》 1955年 96.5 x 101.6 cm
文/Phoebe
近日关于打假的报道铺天盖地：欧洲，沃尔夫冈贝特莱希的假画使不少专家和收藏家陷入尴尬中；美国，一幅售价170万美元的波洛克的伪作诉讼案，一直纠缠着已倒闭了的科诺德画廊和其前主席安弗里德曼。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波洛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这些画作是由画商Glafira Rosales作为中间人购得的。Rosales坦承，他手中的艺术家包括克莱因、威廉 德库宁、罗伯特 马瑟韦尔、巴奈特 纽曼、马可罗斯科以及Clyfford Stil斯蒂尔。但海外均仅停留在对已逝艺术家作品造假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玩山寨的“寨主们”却早已将手伸向了当代艺术领域，真是秉承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优良遗风，毕竟人艺术家还活着呢！
此外，国人应对假画危机的态度也颇具中国特色。有张晓刚类型的，微博上亲身打假并获得成功的，但这样的例子寥若晨星；也有像已逝的吴冠中那样，越打赝品越多，打着打着也就累了的；甚至还有近来祁志龙这样难辨自己画作真伪的乌龙艺术家：祁志龙在网络上风风火火的打假，但在画廊提供保证书之后，艺术家称自己当初“记忆错位”；当然特色最鲜明的是，艺术家帮忙造假：某批评家在策划大型梳理展览的时候向西南某知名艺术家借作品，艺术家在电话里说“真不巧，画在XXX那里，这样吧，我再给你画一幅一样的。”两天后，画到了，与曾经载入史册的那幅毫无二致，赝品就这样诞生了。
市场的水涨船高是伪作横行的原因，人人都想从中赚一桶金，以至于造假成为一条无本暴利的产业链。法规缺失，关键时刻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地神秘隐身更是给不法之徒铺好了全身而退的康庄大道。而另外的重要原因则是平日善于指点迷津的专家学者却在此时不得不装傻充愣。这让人联想到2012年初春时，安迪沃霍尔艺术基金会因避免被官司纠缠而关闭了鉴定理事会。在美国，学者和基金会常常会因为鉴定作品而受到造假人或者拥有假画的人的法律威胁，他们因惧怕法律诉讼而停止鉴定作品，同样的原因甚至也威胁到学者相互之间的联系。
美国迪达勒斯基金会的主席杰克弗拉姆在“art newspaper”上撰文呼吁专家们“拒绝缄默”，这样的口号何不同理适用于中国？国内专家对赝品充耳不闻则是利益链在起作用，生怕一不小心惹怒了某爷，后果很严重。正所谓，鉴定业就像黑社会，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人知道了不敢说。专家的矜持成为造假者的通行证，赝品越多，压在艺术家和艺术市场上的包袱就随之越重，因为二者最后不得不分别为声誉和市场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