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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先生、徐邦达先生、启功先生、刘九庵先生、傅熹年先生、劳继雄先生等在雍和宫
2012年2月23日8点38分，中国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逝世，享年101岁。徐老的离去，也标志着一个鉴定时代的终结。
建国后，中国书画鉴定逐步走上了科学性、系统性的研究道路，书画鉴定以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作为主要依据，这期间，出现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鉴定家，徐邦达、启功和谢稚柳，他们在书画鉴定上各有所长，形成三大流派，并称中国当代三大书画鉴定家。且评论界曾有评述：启功先生是学术的，谢稚柳先生是艺术的，徐邦达先生是技术的。
徐邦达技术鉴定
徐邦达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受环境的熏陶，自幼喜爱诗词书画。徐邦达为1983年书画鉴定组7位成员之一，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的筹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当代书画鉴定家中，徐邦达的鉴定著作最多，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代书画过眼要录》、《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重订清宫旧书画录》以及大量的鉴定论文，从各个方面详尽地对书画鉴定进行论述。从他的论著中，我们注意到，他在目鉴之外特别注重考订，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他无不精心审察分析，他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的研究如果说谢稚柳的“望气”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色，那么，徐邦达的鉴定手法则具有系统性、可传授性，故而我们将他定位在技术鉴定。
运用著录是徐邦达鉴定古代书画的切入点，也是他鉴定的特色之一。著录虽属辅助依据，但徐邦达已将它运用到极致。他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引用著录之量可观，并将其排比、对照、演绎、甄别，显示了他对历代著录的博览程度和驾御能力。他在鉴定一幅古书画作品时，如果是流传有绪，总是先一一引出著录所载，然后将著录中的记载和评价加以细致周密的考辨，去伪存真，断定其是否真实可靠，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前代鉴定家的失误，重新对作品作出结论，这是徐氏依靠著录又不迷信著录的可贵之处。
徐邦达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有一章为“古书画应注重各点”，“书画本身”只占一节，款跋、印章、纸绢绫、幅式和装潢形制占四节，足见他的侧重点在技术的鉴定方面，而“书画本身”一节又分三点：一、书画写作中的基本组织;二、书法中的文字考订;三、绘画中建筑物和服饰用品形制的考订。显而易见，后两点仍属技术鉴定范畴。这与谢稚柳谈“书画本身”相比便明显表现出徐邦达的鉴定倾向。他的鉴定较多依靠理智，依靠细致的考证和分析。正因此，徐邦达的书画鉴定中运用可以运用的一切材料，并拒绝“模糊性”。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地看问题，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书画鉴定中来，是徐邦达对书画鉴定学的贡献。
谢稚柳艺术鉴定
艺术鉴定即从书画艺术的本体，包括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布局等特征入手进行鉴定，是书画鉴定最直接的路径，是鉴定的筑基功夫。鉴定学中艺术鉴定最难，也最切实。艺术鉴定能解决的问题，一般便无需舍近求远地依靠其它的鉴定方法进行佐证。因此，优秀的书画家，加上厚实的书画史论功底，一般便是当然的鉴定家。古代鉴定家都是书画的行家里手，原因也基于此。正是从这一角度上，传统鉴定的“望气”方法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谢稚柳最大的长处和贡献正在于此。
在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中，谢稚柳名列首席。他一生的书画鉴定是和他的书画创作互为作用、相互影响的。解放后，谢稚柳工作于上海博物馆，该馆所藏书画，有许多是经谢稚柳之手收进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经他鉴定过;谢稚柳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分别于1962年、1983年组织的两届中国书画鉴定组，并且任1983年书画鉴定组的组长，率领鉴定组专家历时8年，对国有所藏历代书画藏品进行鉴定和整理，并造册出版。
他从历代大量书画名作中得到创作养料，滋养了自己的创作。反过来，丰富的创作经验又直接对鉴定产生影响。从书画本体出发对书画进行鉴定成为谢氏的主导风格。可以说，谢稚柳的鉴定是艺术鉴定，同时也是鉴定艺术。
谢稚柳的鉴定艺术是在创作中一步一步深化的。他的过人之处是着眼直达书画本身，绝对不会敲边鼓。早在1966年，他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发表了《论书画鉴别》一文。这是一篇系统的鉴定学论文。从传统的鉴别方法，到鉴别方法的论证、辩伪，特别是讲到对书画本身认识时，精论迭出，显示出艺术家对鉴定的敏锐观察力。他从笔墨、个性、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笔墨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也是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
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即它的本质。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对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至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中。基于此，谢氏对于书画作品出现特例时，即某一画家临时变换习惯性画风，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样式等等，总是不被迷惑，一槌定音，具有深邃的鉴别力。书画实践和他的望气性格使他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从这点上看，谢稚柳是目鉴的天才。
启功学术鉴定
启功的书画鉴定具有另一特色，为其他鉴定家难以取代，即他以学问支撑鉴定。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历史学、音韵、训诂、书法等有很深的造诣，故而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具有过人之处，对书画鉴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
《启功丛稿》是启功惟一收录书画鉴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自信。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学、文学、历史知识的渗透，他的鉴定以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绘画鉴定为辅。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据上功力过人，多不从用笔、风格等本题语言出发，而重在考据，形成了他的鉴定特色。他对各种版本的刻帖和各种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传本考》、《半亭帖考》《孙过庭书谱考》《唐摹万岁通天帖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等都不囿陈说，自出新意。他在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占有很大比重。启功不仅从碑帖中来校勘古代文学资料，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学资料来考证真伪。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专业的文献--书画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这样的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半尺”之后谁丈尺？
作为中国艺术史界“鉴定学派”的一代宗师，徐邦达将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考古学手段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徐邦达的故去，标志着一个鉴定时代的终结。
杨伯达作为华夏辩画第一人，在治学上也很严谨，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鉴定专家，杨臣斌、王连启、杨新等都是其入市弟子，但是这些奠定界的前辈年事已高，大多退居二线，但是隶属目前活跃在市场上或者在学术上可以被人称道的，仔细想来，也没几个人可被提及。
大师的逝去，对整个行业都是莫大的损失。书画鉴定自古就是个难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急需规范制度和行业鉴定标准，大师的远去，让这一问题再次暴露，书画鉴定，还有谁能说了算?
徐邦达先生弟子、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新表示：目前年轻一代的书画鉴定专家都是出自学院，并未做到传承，对于书画鉴定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加上市场的混乱与不遵守规范，书画鉴定的专家团队打造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是大家公认的书画鉴定大家，他们自身不仅仅是书画鉴定大家，而且是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个人经历与特殊时代的文化背景所积累的经验，都足以让大家信服。他们生活在中国古代书画由集中到大量散失民间的时代，有机会见识到很多国宝级的珍品，并参与国家的整理和收藏工作，他们的专业水平的告诉是现在普通的学院体系下的专家所达不到的。
而且我们面对一个多元的时代，各种仪器鉴定以及另类、个性的鉴定方式层出不穷，在没有得到更多的理论和实践证实的情况下，中国书画鉴定谁说了算?“半尺”之后谁来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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