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明·赫斯特(右)在纽约的“达明·赫斯特全部的圆点画 1986-2011”展览的媒体发布会上。摄影:Andy Guzzonatto
近日,达明 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在高古轩全球各地的画廊同步展出。周三在二十一街的画廊特别为媒体举办了预展,这些圆点系列,画尽了各种各样的圆点,尺寸上从微小到最大,无所不包。此番“策展构思”(十一个场所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不同的概念)巧妙地突出了这家大画廊的求变尝试,在全球化和重复性的环境下,寻求所谓的本土特色和特立独行。在纽约,展览被打造为 “达明 赫斯特全部的圆点画 1986-2011”(“Damien Hirst the Complete Spot Paintings 1986–2011”)。这也许是一项营销策略,也许不是(我猜他们一次只卖一张),但是却忽略了真正的关键所在,即个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体现在不同尺寸、色彩和日期的艺术作品之间,而是在个人——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冰冷如洞穴般的展厅里,从尺寸到规模都夸张地变化着,但却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满幅抽象贫于变化。就如格林伯格所推崇的画作那样,他认为,中心、边缘、图底关系的缺乏象征了资本主义过度的物质性。这种“多音部”的艺术是对彻底民主或彻底交流的幻想,一切在于观者的看法。从四十年代起,水平和满幅的比喻变得更加令人关注,从格林伯格到德勒兹(Deleuze),再到互联网;层出不穷的抽象将其本身、市场,和物质性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依旧自然而然地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倘若你愿意花时间认真审视波洛克、斯特拉、里希特,和赫斯特的画,就会发现,没有一件是荒诞,甚至是虚无的。否则,这些遍布博物馆、收藏和艺术场所的画就成了跨国资本家、发烧友们极佳的中性背景。赫斯特欣赏暗淡与暗哑之间的摩擦,将富有表现性的材料还原为最基本的化合物;他的满幅绘画充满了德波(Guy Debord)的色彩,还一知半解地玩弄起了迪克 菲利普(Dick Phillip)的科幻,其异化程度之深令格林伯格也始料未及,虽然他和赫斯特都认为艺术的基本功能是顺势疗法。格林伯格强调治愈;赫斯特似乎也对毒害陶醉不已。
赫斯特的艺术生涯所经历的故事与他的艺术一样坦白直接。如沃霍尔、昆斯、村上隆,他与商贾巨富打过交道,毁誉掺半。这些艺术家们自认为并不比观众(不好意思,藏家们)愚钝——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比利 班斯顿(Billy Al Bengston)、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和其他艺术家所要求的那样,用自己的作品赚钱?赫斯特不愿意让钱财进入别人的口袋,所以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市场,操作画廊展和拍卖事宜。(对赫斯特真实的艺术市场的明晰解读,可参见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的文章)。
当然,就如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指出(他近期的画都是自己亲手所绘,也许他对此尚不急于夸耀),这些画不是赫斯特本人画的,而是他的知识产权。赫斯特、村上隆、昆斯经营着中等规模的生意;剥削着工人,反过来他们再被观众剥削,他们自己除了钱什么也没赚到。对于艺术家想像他们一样集荣耀于一身,成为一个大人物的理想,带着些微的怜悯之意,一幅画上有一百万个点,一亿美元的钻石骷髅!真是不可思议。但是达明赫斯特并不是Roman Abramovich(也不是Margaret Thatcher)。
艺术家想控制市场的愿望是和他想掌控自己命运的愿望分不开的。他的艺术的弱点就是太大众化了,但如果你想从赫斯特的艺术中看出更特别之处,最好先去想想死亡的绝望和生命是如何度过的。鲸鱼、蛆、动物尸体,他对自杀和自我毁灭轻佻的评论,这些画间接地面对了这些问题。单幅点画显得很轻松,但汇聚到一起就成为了对社会个体犀利的讽喻。如果一个人粗制滥造他的东西,就算再成功也会最终留下骂名,因做自己而受到排斥(连疏远的、讽刺的自己也做不了),但即使如此,社会也不允许他们另谋他业。
2008年他在苏富比自己策划了拍卖/展览,此前,他摒弃了圆点画的创作。在玩弄了一些新玩意后(表现性绘画做得并不尽如人意),他又回归到旧玩意上。这些圆点的暂时中止,无论是中年危机也好,自我评估也好,还是对市场的直接操纵也好,与加特兰目前在古根海姆举办的回顾展是差不多的举动,这是对艺术生涯的总结,也是一种假定的告别。但是,好玩又忧郁的加特兰,在不可能为之的困境里,似乎是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局限,通过艺术生涯的自我了断,来掌控了一切。虽然由于自己‘好玩的’性格,似乎对所处之地很生气,对自己的创作生涯无法做出共鸣的决定,他奋力将艺术和自己拖进坟墓。后者更像是一个傻子的游戏,钻石骷髅更像是Ed Hardy而不是艺术的终结。没有死亡的生命,以无休止的斑点画形式的病态不朽,感到了同样的空虚。
这样说也不是完全不准确,喜剧人士与艺术家Hennessy Youngman曾将赫斯特比喻成波诺(Bono);确实如此,他们可能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有着同样的股票顾问,戴着同样的太阳镜。我们看到波诺世界各地没完没了做演出,但这些演出都没什么意义,只是越来越大了(就如赫斯特近期的点点),他们都在操控着玩笑本身而不是沦为笑柄。不同的是,波诺总是很烂。也许这样想有些蠢,但我觉得在达明赫斯特身上也有一点约翰 莱顿(John Lydon)的影子(这个艺术家之前叫Johnny Rotten),他曾在20年前我看过的PiL的演唱会上大喊:“你们这些傻子有多少人买了那个傻T恤?”当看到艺术家站在圆点画之前一动不动接受照相机闪光灯的扫射时,多少是有些悲哀的;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意味着如此这般么?也许为成功艺术家或者为富人们感到悲哀是愚蠢的担忧,但最终,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令人信服呢?说白了,没有人能幸免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