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年来了，各种交替的事情都在发生；对于叫做艺术的东西，难道不是吗？艺术也在发展和更替，但是如果我们不报以警惕的心态，真觉得当下的艺术状态好极了。问题是，当我们要梳理、提取出哪些让人感动、让人触动、让人思考的东西，却发现少之又少，对于这么庞大的艺术家人群，真的需要一大批这样外向的艺术家。
如果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基本层面上感知现实的状态，任何所谓的艺术性都是不足以回应这个时代的。艺术性离不开艺术家个体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和个体立场，而不是虚饰的宏大叙事和权力表现。
如果不警惕艺术性对自身感觉的麻痹，真的以为艺术就是艺术性的表现。我们常常用后置的“艺术”一词或思维来框定那些根本反艺术性的东西；常识是，世界上先是没有“艺术”，而是先有人的感觉存在，才得以表现为什么东西。可以将绘画、雕塑、建筑归结为“艺术”，也可以否定其不属于后发的“艺术”。结果是，“艺术”成为不断挑战僵化思维的武器和工具，也独立为一种自由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吃透这一点，就真以为我们被教育的那些模式、样式、手艺才是艺术，凡是与手艺无关的则不属于“艺术”。
在今天的中国语境里，对手艺与技术的强调太过分，而对于如何强化人的感知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与思考却不够，甚至有意回避。这才是让我们忧虑的地方，所以才在新的一年里，希望有更多的爆发式艺术和艺术家，他们并不守旧于学院与非学院之分，也不限于是否江湖的处境，而是直面自身的思考和心灵感应。
如果对什么是艺术的活力没有足够的感应力，就真的以为院墙之内是艺术的高级会所，而忽略了现世的艺术感应在广布天下的社会里。我们经常将早已是常识的知识忘记，甚至不曾认真去了解、学习，比如，艺术的边界早已打破，但偏偏在今天，学院的教学一定是画地为牢，只以媒介为分别，真是徒然无奈；本来，关于艺术的知识已经告诉我们：艺术不光是技术，但我们就是只重视技术的修炼，而不是思想能力的深入，只强调感觉的存在，而反对或不承认理智的价值。本来现实并不是艺术回避的对象，到了今天却有意无意地曲解“现实”为庸俗、为歌功颂德、为超级技艺比赛。有了“当代艺术”的称谓后，以为“艺术”就是不再是关于个体价值的东西，以为就是对现代主义的放弃、误以为不再和社会-现实有关。有了种种的艺术市场后，就真的以为艺术的判断只靠市场操作来进行；将市场卖相好误以为艺术的价值高，这里还不用提那些只看权力、地位、身份的作品买卖。艺术如果不是一种个人的绝对信念的东西，绝不会成为什么艺术，尽管这个词可以作为修饰语。
艺术在中国，其实是可以像民主一样，应该最大地体现出公民性，艺术就是一种表达，而且是需要真实表达的一种权力。但是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权力被淡漠了、被隐藏了、被渐渐地洗掉了，即便我们意识到了这样的一种权力的需要和必要，我们才发现这个想象的权力早已不存在。正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才使得中国的艺术具有了特殊性，如果连这个多么耳熟能详的常识还要忽略，就真的不再有真艺术。如果中国的艺术家太像艺术家，就无法回应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做好艺术的分类，则无法突显有意义的“艺术”。选择自己的艺术“分类”是最重要的，是真实的选择，而不是应景或认为什么都可以客串的那种选择。观念的思想艺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好的，所以不必强求。
艺术是一种能量的体现，在今天更是一种世界认知观念的表达，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尤为目前的中国艺术所需要。说到这里，为什么一些市场明星般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忽然在市场上不再风头再现呢？这不仅仅是市场不成熟、盲目跟风投机所致，也是这样的作品缺乏知识批评的支撑所致，缺乏长期的、历史连续性的知识探索所致。更主要是它们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深入挖掘及所产生的新的知识点不足。那些能够沉淀下来的，一定是那些不断引起研究兴趣、创造了新的艺术知识点的东西，即便像观念艺术的东西，是因为中国环境的特殊，所以才显得珍贵，才需要艺术家充分重视并予以表达，但是相反，回头看这些年的艺术观念性表达，大大地缺乏了，它说明了（一部分）艺术家的视点转移了，或者他们的观念力度大不如从前；而新一辈的艺术家又缺乏对观念艺术在中国重新深入的动力或刺激，这就使得各类媒介的观念艺术变得稀缺，比如观念影像，如果不做中国在场的肉身体验，怎么会有震撼的观念摄影呢。
这不是形式问题，同样其他类的艺术也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形式并不是技巧、精细或画面处理的问题，如果对形式有着知识的思考和自我批判的着力点，形式“主义”同样是价值非凡，如果看一些每年的美院毕业生作品，在形式上做探索、研究的又有几何？作形式“主义”深入研究的为什么如此得不到鼓励和肯定？形式主义的前提是观念主义，也即知识点的探索和研究，而不是表面的点线面块的问题。注意那些在中国有些影响与成绩的艺术家，形式于他们是减少了吗？没有，相反，他们都多多少少在形式上有自己的心得和借用，但不是为了表面的形式，而以形式为器、以观念为的。一方面，我们不能肯定观念的意义，使得观念如同怪物，以为不是艺术属性，一方面，我们不敢大力倡导形式，使得形式的探索与表达，缺乏了支撑或显得粗糙、简陋或不到位。
再一个警惕是，艺术不想与社会结合。结合是一种新时代的“走向公共化”（见Boris Groys所著Going Public一书）所需要的。那些在90年代出位的艺术及人们，哪个是离开了“社会公共化”这一点呢？没有。只是在这里对艺术形式的理解，实现了超越、做到了转换、进行了跨越，最主要是充分理解以艺术的名义是什么含义。“以艺术的名义”就是做艺术，在艺术的名义下，才实现了艺术家在场的可能性和时代的当下性。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或对这一点深恶痛绝，真的，对艺术的观念化则根本没有入门，对艺术的介入功能则根本无法理解。 在这充满启示与想象的2012年，就让我们对艺术有所警惕吧。
2012-1-15 于北京花家地，刊于《东方艺术大家》201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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