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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让我们回到社会现实，想一想资本的“过度积累”与大众的“消费不足”。经济危机根本的问题还是“实现的危机”。生产效率的进步，而大众工资在总收入中的份额相对减少，“消费不足”导致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就面临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风险。在当代，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金融行为使风险得到了缓解：
(1)以全球化市场对失衡部分进行调整；(2)使普通家庭过度负债来支撑消费；(3)将那些未用于再投资的钱转到精英社会阶层的消费中去，于是想象中的天价艺术品就出现了。
“利润”是资本运作的惟一目的，为了竞争，每个资本家都要追逐更高的生产率。这对单个资本家是有益的，但对整个资本形态却是灾难。生产效率的每次提高，都会使经济所需要的平均劳动量下降。也就是说在制造商品过剩的危机，因为，正是这种总的劳动量决定了商品的出路和价格。因为商品是需要人来消费的。
商品过剩的经济危机，其结果必然是利润的降低与再投资减少。当利润低到一定程度，只有让足够数量的资本破产，其他资本家才能得以恢复利润，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生产资料以低价成交，原材料价格暴跌，失业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生产一旦重新变得有利可图，资本积累就会再次开始。
由于害怕大规模资本崩溃带来社会的政治动荡。当下的资本主义不敢通过经济危机来毁灭过剩的资本。政府的积极干预虽然避免了大量资本破产的威胁，但也失去了以牺牲一些资本为代价来恢复利润率的调节能力。为了避免波动而被窒息。据此，基德隆说：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硬化”的制度。
“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生产资料的物质量与雇佣劳动力之间的比率)的进步，或由实际工资进步引起的剩余价值下降。在美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遭受到了无法获得利润的巨大困难，利润率开始出现整体下降的趋势。
资本主义发现它遭遇了“黑洞”，通过资本的重组来恢复利润率都失灵了。“一个相悖的现实情景就是：资本一旦接触到真实的生产，利润就难见踪影”，“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在‘实际’经济领域内是有限的”。当“生产性劳动”的利润率降低到不能忍受的程度时，资本前赴后继的“投机性投资”就出现了。
在美国，1980年的 “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的“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和 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除，为金融市场的投机扩张铺平了道路。
在现时的全球交易中，实物交易只占货币总交易量的4%，流通货币大量的沉淀在金融的堰塞湖里。这些冒险的金融投机主要是在对冲基金，股市，金融衍生品市场、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虚拟利润产生了，虚拟利润被统计在资本增殖中，利润率被提高了，而真实的平均利润率被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成了虚拟的赌博经济。
马克思的 “非生产性劳动”理论认为，生产性劳动是通过扩大生产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是简单的分配、保护或浪费已有的产出。在现时的美国，“非生产性劳动者”所占劳动人口的比重已超过了60%。“非生产性劳动”似乎增加了就业，缓解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正是这种“危机的避免”，进一步窒息了实体生产的生机。“像一种恶性循环，后果是进一步减少了生产性积累的可利用资源。莫斯利认为，20世纪90年代，“非生产性劳动”的膨胀是阻止利润率充分恢复的主要原因，为避免危机反而制造了更大的危机。
为什么“非生产性费用”能如此增长，甚至达到抑制利润率，并使其不能更健康增长的程度？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每一个都是它自身对利润率降低的反应，即企业和政府为了阻止危机所做的努力。
这些不创造财富的“非生产性劳动”，实际是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又一次消耗，是用无效劳动生产无效财富。脱离了实体的虚拟经济给了资本一个扩张的空间，虚拟经济扩张了资本的控制权力，控制了财富和资源的流向，对资本来说自然是有机可乘，然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最无效而最有害的，比如说大量的军备投资会引发战争；艺术品的金融化破坏了艺术的生态。
2000年，欧洲文化发展协会给新兴的博览会项目投入了无数资金，新的营销策略意味着额外的巨额资金消耗。伦敦的符利兹艺术博览会就有很多强大的赞助商在背后支持，这笔金额之高让人叹为观止。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的投资兴趣也从百货公司转移到了艺术品市场上。
金融市场为什么对艺术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它究竟对艺术产生了何种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相对的，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像艺术那样，显现出对消除一切边界的急迫和固执。
马提亚斯维切尔(Matthias Weischer)从来没有展示过他的作品，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的作品在一个拍卖会上以三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四美元成交。对于艺术商人来说，利润就存在于价位的变化之中，只有作品被卖出了高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兴趣。单是一幅优美的画作不足为奇，只有卖出惊人天价的作品才是好的绘画。
马提亚斯维切尔(Matthias Weischer)
经济的力量超过了美学的力量。对艺术品质量的裁决也就交给了市场。最赚钱的人，对质量作出的判断就越值得信任。生意好的画廊，就是优秀的画廊；在一家优秀的画廊里买到的，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数量就这样成为质量的化身。市场调研公司“ArtTactic”分析画家时，不是关于他们的画作内容。被分析的数据仅涉及到他们作品通常的售价，拍卖会上的成交价记录，有哪些收藏家、画廊，和经理人，以这些统计分析为依据，来评判一个艺术家优秀与否。苏富比拍卖行 (Sotheby's)的托比亚斯 梅耶(Tobias Meyer)就这样断言：“最贵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他认为，虽然评判的方法有很多，但是由拍卖结果来判断是最可靠的。
市场接过了统治艺术的大权。不可思议的是，艺术品市场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规的市场，他们只需要一些经理人、一些重要的收藏家和顾问，他们这样宣称：艺术只是商业链中的一环而已。一幅画的价格会在几分钟内翻了几倍。2007年2月，彼得 多格(Peter Doig)1990年的《白色独木舟》(“White Canoe”)就拍出了1130万美元这样让人难以置信的高价。而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预计成交价最多不会超过230万美元。
在艺术方面，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与艺术家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代表了革新与创造力。他们富有灵感，总能发现新的市场空白，并以没出现过的作品填补这些空白。他们的“产品”价值可以被反复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是增值的空间。
艺术家们完全自由地在这个近乎乌托邦的、不受限制的市场舞台上表演。无序是商业价值的保证。对质量的评估越少越好，任何清规戒律，任何限制都与他们的自由理想相冲突。这就是最符合市场想象的，艺术家的理想状态。
现在艺术家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和过去不同，他们常常像经理人那样，根据收购规律“生产”他们的作品。他们收集现有的画作或者是现成的物品，稍加改动和拼装就成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把这个叫做“Ready-made”。不少企业家都能看出这种艺术创新的方法与企业经营的相似之处。不受任何限制的当代艺术的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
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似乎只有中国经济仍然在进行着巨大的生产性投资；对此，(社会主义的)中国被视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拯救者。中国的资本能够将更多的剩余价值(超过40%的国民产出)追加到投资中，并且没有被“非生产性支出”拖累。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了出口市场的主要竞争者。
相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来说，如果80年代的“先锋艺术”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思潮中的自我表现，最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私有财产的神话”；那么，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又站在了市场化，金融化的前列。这样的经验，或艺术经验究竟在历史，或艺术史之外能留下了什么呢？
当然，对于诸如为什么会有“天价”的艺术品这样的问题，仍然与社会的消费形态有关，只有在一种棒槌状的财富分布社会中才能成立。这也正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什么能被挑选进入“天价”俱乐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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