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深谙“传统民间艺术必然消逝”的结局，吕胜中仍怀着来自民间、回馈民间的信念，尽力守望中国传统民间艺术。
每个和吕胜中交谈过的人，都会被他对乡土中国的眷恋深深感染。尽管早已在艺术界扬名立万，但他依旧乡音未改，朴实而真挚，一如四十多年前从庄稼地里走出来之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艺术家开始寻求各种方式表达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憧憬。吕胜中以《招魂堂》——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剪纸“小红人”，表达了他对道的生成与皈依的思考。“小红人”为现代人招魂，也为中国艺术界补充了一个被遗忘已久的维度——古老的民间艺术，而吕胜中本人亦由此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史。
其实，出生于山东平度的一户农家的吕胜中，最初并没有将民间艺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艺术之途。由于母亲是一位民间剪纸巧手，吕胜中得以终日浸淫于这种古老的民间技艺。但如大多数民间艺人的后嗣，吕胜中并不认为剪纸可以称为艺术。直到1982年进入中央美院修习，他才意识到民间艺术中蕴含的生命原初的力量。在“85美术新潮”的“反传统”呼声中，吕胜中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新的艺术要素和原本。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战国时代，吕胜中得以脱颖而出，他手握当代艺术先行者的筹码，却选择了淡出主流视线，根植校园，回归民间。一方面，他十分注重对民间艺术的理论化梳理，目前已出版《造型原本》、《再见传统》系列等书籍；另一方面，他致力于传统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化”，希望通过将其纳入博物馆收藏体系来进行抢救。与此同时，讲台也成为他艺术探索的重要方式，他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寻求着“传统语言转换”。吕胜中将保护传统民间艺术的希望，寄托在更新的一代身上：“当桃李满天下的时候，到处的鲜花与果实我便拥有了。”
吕胜中怀着来自民间、回馈民间的信念，守望着中国传统民间艺术。
记者：你为何选择用剪纸来表达自己，它和你在精神气质上有哪些相通之处？
吕胜中：我小的时候就玩弄过剪纸，但并不打算继承。我的父母一定不希望我像他们那样生活，不断催促着我能够超越他们。于是，我不断读书、上学，终于从庄稼地里走了出来。当我在另一种文化时空与背景中徜徉，又与传统民间相遇的时候，很快觉得有一种责任与使命，把潜在于其中的艺术的原本带到今天来。我出身农民，对乡土的东西容易理解，能很敏锐地从中解读出它的内涵。不过，中国千秋万代地经营着“农业社会”，中国人身上任谁都有农民气质，我可能比其他文化人带的多一些。
记者：尽管你的作品从民间艺术汲取灵感，却不易被大众读懂，你如何看待这个悖论？
吕胜中：如今，我们都已经从“传统”出走，奔向“现代”的前程。就像我当年努力学习，经过奋斗进了都市。如果说我携带着传统民间文化与艺术走进了当代文化，那么，它离开原本的“乡土”概念一定会越来越远，这是一个必然。相反，如果就让“民间传统文化”留在原地自生自灭，才是对它的不负责任。
至于阐释与解读，那是因为文化语境的陌生。我最初下乡考察，一点都不明白那些剪纸、刺绣背后的含义——如鱼儿戏莲是两情相悦、蛇盘兔是两个图腾的亲和、抓髻娃娃才是人集结起来的力量……之后我做的一些作品，文化界感觉新鲜与陌生，但那些乡村老婆婆却能很快读懂大意。
任何时代的艺术家都不是为了创造“不易被普通大众读懂的艺术”，何况当代艺术长期以来更是着重于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那种“越是观众看不懂就越发深刻”的论调不再叫嚷。当然，普通大众有意要了解当代艺术也要走近“当代”——连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读了点书、有了些知识，就可以从事艺术的创作。我们今天的农民的后代也都早已离开了传统乡土，他们正在奔向或者已经身居“当代”。如此，我和“民间”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发生“悖论”。
记者：随着最后一代传统民间文化传承人相继故去，民间艺术的未来将怎样？
吕胜中：传统民间艺术之所以存活至今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农业社会文化结构与生产方式的稳定，这就形成传统民间习俗普遍、恒久的不变规范，而民间艺术正是依附于传统民俗的产物。所以，我要告诉你很多人不愿意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传统民间艺术必然消逝。中国乡村已经由我采风时渗透传统的土地向着“现代化”的场地迁徙了十几年，昔日的泥土围城不是人去楼空，就是已改成了繁华的旅游景点。
至于今后的“民间文化”或“民间艺术”走向应该引起关注，比如，我们实验艺术系有一个课题项目“中国公众家庭审美调查”与此相关，但无论它将是怎样的发展、生成为怎样的相貌，却都不应该与“传统”混为一谈了。
记者：近年来，你致力于推动传统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化”进展如何？
吕胜中：主张“博物馆化”，理由有三：既为“遗产”，就不只属于我们这一辈人，不能任今人瓜分。其次，任何急功近利的继承、开发都有可能导致“毁容”，而对那些脆弱的标本型种类必须采取暂且“封存”的方式。再者，博物馆有相关的设备、技术条件，“遗产”会得到应有的照料。“博物馆化”是为了将来不空谈文化，所以应当首先留下物件。而任何形式的“抢救”或“保护”，如果没有“博物馆化”的制度与心态，就有可能被演绎成为获取眼前一点经济利益的资源，从而导致非但不是抢救，而是对传统文化最残忍的毁容。
这些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口号越发响亮，但有多少“遗产”真正的归于国家资产的名下并得以学术规范地登记在册呢？国家花了不少钱，但真正的收藏工作只是一些热心的个人行为，有谁能保证不会出现再度的流失？更有为了以此开发旅游而制造的“华南虎”那样的“剪纸村”——“华南虎”照片即使可以富民，但真老虎在哪里呢？所以，我不反对原本的乡间巧手在宾馆或旅游点出卖剪纸挣钱，但反对身居文化主流的责任者将此当作“保护遗产”的举措。
“博物馆化”的阻力主要是认识问题。一方面，我们原先的博物馆大都是收藏古代文物，民间艺术被叫做“民族文物”或“民俗文物”，也有极少量的被收藏。目前，文博行业稀有这样的专门研究人员，学院也没有这样的专业培养。中国历史文物都收藏不尽，很少有能力开辟力量做这样的事。其次，文化权利方面很愿意听类似“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在民间依然继承发扬、繁荣昌盛”这样的描述，愿意拿出钱来换取很多这样的“成果”。另外，“博物馆化”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学术工作，需要扎扎实实的学术储备与大量具体的考察研究工作，有难度。
记者：你将纸艺术研究纳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系，为何把民间艺术当作一门“实验艺术”来研究？
吕胜中：我们的实验艺术系并不是只注重新媒体、新技术的使用，也致力于传统艺术语言的现代转换，在基础课中就有一系列相关课程，研究生也有这样的课题方向。学院年轻的学生必定是中国未来文化的主力军，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传统、承接文脉，开辟现代与未来。
纸的艺术生发自民间，但早已不止于民间；中国是一个较早发明纸的国家，传统文化艺术中有丰厚的资源，现今全世界也有很多优秀的现当代纸艺术作品；纸本可以作为一种材料在艺术创作中使用，但纸一直担当承载文化的使命，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材料”。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里，纸本的阅读越来越冷淡，传统智慧的光芒被现代的小聪明遮蔽，麻木了的现代人往往将浮光掠影当作辉煌。我们开设“传统语言转换”这一类的课题或课程，一方面将它当作文化正身修心的镜鉴，也希望在今天与未来的中国新文化艺术中，再见传统之光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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