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宗陶

我希望有一天，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就是：我做一个方案(不一定是人的形象)，然后通过基因工程做出来，下一代跟我的关系就是“你是我的方案”。

李山和张洹，两个旅美当代艺术家(上海、纽约两头跑)许多年前在飞机上相遇，聊起生物学，甚欢，从此交好。

有一天，作为行为艺术家的张洹对醉心于生物艺术的李山讲起第一次看到他那些照片作品时的激动：“看青蛙的时候，哦操太漂亮了，灰灰的底子，两个眼睛特别奇怪……有点像人的屁眼。”李山道：“啊别瞎说，那是我的嘴。”

李山摄下身体不同部位的皮肤，通过电脑将它们合成在蝴蝶的翅膀、苍蝇的复眼上，还有鱼、青蛙、蜻蜓，等等低等脊椎动物身上，乍见令人眼前一亮——用他喜爱的词语，即“美妙”。

早年被归入政治波普的李山，1989年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洗脚的李山，都不如眼前谈论基因、蛋白质表达、遗传密码、生物工程的65岁的李山来得明确。这天，他身上覆盖两种颜色：灰与大红。他对色彩不凡的感觉，早在1964年从黑龙江大学退学、转投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

摆脱苏联那套语汇

记者：当年为什么退学?

李山：我中学时一直喜欢数学和物理，跟同桌的志向都是考理工科大学，每天晚上拼命做题。那时住校，班主任派我每晚去各寝室点名，第二天一早叫起床。因为这，每天至少比同桌少做两道题，我就想，这一年得少做多少题啊，就跟老师说，我不想做这工作。班主任的名字我还记得，叫王金葵，给我写了一条品德评语：“李山不关心集体。”

当时有个生物老师，挺好的大学毕业的，没几天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很远的农场去劳改。身边的人，好端端的一眨眼就成了坏人敌人，这种受刺激的事挺多的。那种意识形态、那种氛围，让你内心很恐惧。我就想，毕业恐怕难了，于是休学一年，在家看小说。等到第二年复学，兴趣已经转到历史方面了。考上黑大没几个月，浑身不舒服，就退学转考上戏了。

王金葵老师到今天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休学。他现在住在哈尔滨，我想要是哪天能去看他，一定要讲讲这故事。

记者：为什么选了上海?

李山：小时候家里贴过一张年画《上海大世界》，马戏、皮影戏、魔术，太好玩了……所以在哈师大报名，我是直奔上戏的台子，后来就到了华山路630号。

当时的同学大多受过美术类的专业训练，但我是一个没有被规范过的人，还是想用颜色、形象和笔触表达个人的感受。那是“文革”前一两年，政治空气已经很紧张了。记得有一次写生，我画落日，其实是根据记忆和感受在创作，作业贴在墙上，同学看了说好，系总支书记看了严厉批评了我，说：“怎么把风景画画成这样!完全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那一套!”我不愿意被规范，但为了毕业不得不那样，一毕业就想着要摆脱苏联那套语汇。

记者：那时候上海有一批美术青年，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陈丹青，你跟他们有来往吗?

李山：我68年留校任教，跟陈逸飞他们彼此都认识，有交往，但不近，因为我要走的路跟他们不一样。当时北京搞“黑画展”，上海跟进，我的作品也拿去了。陈丹青看了说：“颜色好漂亮，谁画的?”有些人的作品后来撤掉了，但查办的人说，“李山的不能撤，因为他是老师，会毒害更多的学生。”后来批判完了那些画都不见了，被人拿家欣赏去了。

这些事件和遭遇，对我们这代人的认识问题和艺术上的表达，是有好处的。

著名的洗脚

记者：整个80年代，从1980年的“星星画展”，到“85美术新潮”，到“89现代艺术大展”，你都是亲历者。10年下来，你找到自己的语言了吗?

李山：80年代初其实是现代艺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前的萌动期。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样式——政治波普、装置、行为、泼皮……都在进来。伤痕美术那一支，像四川美院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他们还在延续，你看今天张晓刚的东西，那张脸(指张作品中男女相近的无辜的瓜子脸)，还是有伤痕的感觉。

86年第一届凹凸展在上海，丁乙他们在门口包扎(注：当时许多前卫艺术家都爱“包扎”这个动作，艺术家盛奇说：“虽然我们年轻健壮，可觉得遍体鳞伤，我们最想做的就是包扎。”)。88年第二届，老栗(指栗宪庭)在，还有上海十几个画家，吴亮、孙良、张健君、宋海冬……我们在美术馆商量。当时商品经济刚刚开始，我提了个方案，想做一个农贸市场，但把土豆番茄鸡蛋搬进美术馆卖不太可能。后来孙良提了《最后的晚餐》，本来还有一些设想，但最后出现在桌旁的是10个头上套着尼龙袜的人，没有形象。

89年2月就是现代艺术大展了，我不在那儿洗脚么。

记者：呵，总听人讲起你的洗脚。

李山：准备了脚盆、毛巾、穿的衣服，上面印着里根的头像。中央美院壁画系一个学生给提来一大桶热水，坐那儿洗了两个小时。我自己定位它是一个波普+装置+行为的艺术。后来发生开枪事件，展览就封掉了，我回上海过春节。直到10月份做《胭脂》系列，我一直在画室里反省整个现代艺术的创作过程，譬如我们的语汇、样式、做法，完全是从西方来的，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语言;而批评家也没有将一些东西说透……这段静默对许多艺术家都很重要，不然中国现代艺术不会有今天自己的面貌。

吴亮说我是伪科学

记者：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马修-巴尼那件《Loughton Candidate》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一下子击中了你?

李山：那是一件半人半兽的作品，脸像浮雕，面具一样，头上长角……它跟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两河流域的图腾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一种刺激和颠覆的语言。看到，就是启示。回来我就开始思考与生物有关的东西，画了一些草图。如果能有第二次选择，我选生物学。

记者：所以有很多狂想式的念头冒出来，譬如把人的23对染色体抽掉3对，换上蜻蜓的3 对，能实现吗?

李山：理论上都成立，但现在做不到，科学发展还没到那个水平。

记者：2004年底你想建一个生物实验室，重新创造物种，实现了吗?

李山：(摇头)太难了，做不起来。需要一大笔资金，还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

记者：这些想法的前提是大多数生物的基因有80-90%是相同的，譬如人类和猩猩基因99.9%都一样，但是最后决定蛋白质表达、决定种群差异的恰恰是那0.1%。

李山：问题就是蛋白质表达的指令是谁下达的呢?

记者：DNA双链里有遗传密码吧，腺嘌呤(A)跟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呤(G) 跟胞嘧啶(C)配对 。

李山：那这个配对指令又是谁下达的呢?

记者：分子结构决定的吧。譬如A上有一个COO-，T上有一个H+，就像一对钩子一样钩起来了。

李山：唔，分子结构……吴亮说我是伪科学，说我的意义就在于一知半解。

记者：他也说过，艺术家不一定是对的，但一定是有趣的。你有句话我倒是印象很深：上帝不能与时俱进，它造的物种不行。

李山：从艺术创作角度，人类的语汇——生理样式、思维样式都是非常陈旧的。父母生出一个孩子，不是像妈就是像爸，连多利羊也跟它的母体一模一样，索然无趣。惰性，重复，缺乏革命性。我女儿很像我，可我对这种像不感兴趣，希望不像好。我很赞同基因在遗传时的误读，它可能造就新表达、新样式，也可能失败，这就是一种代价。我希望有一天，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就是：我做一个方案(设计的不一定是人的形象)，然后通过基因工程做出来，下一代跟我的关系就是“你是我的方案”。

记者：听着有点反人类。

李山：人类总体来说保守而懦弱，接受不了挑战，因为挑战意味着更多的代价和牺牲。

记者：你的每张画都是自己画的吗?李山：我画布上的每个钉子都是自己钉的。那些四五米的大画，妻子要帮涂层胶我都不让她做。我要求很严格，两个钉子之间相距太远太近，不舒服，我是一定要拔下一颗来重钉。今天来之前我画了一张，看着看着就不舒服了，跟我想要的总是距离那么远。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么多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可选择，我有能力做，但不想，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问题是，这些作品能展出吗?能卖掉吗?有人欣赏吗?没有市场你能坚持吗?我跟学生说，要耐得住寂寞。他们说，李山老师你还寂寞?我说，我寂寞了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