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翻出来的八五美术

我不是很爱怀旧的人，有时和老友一起闲聊，几杯酒下肚，本来是回忆的最好时机，可我最多也就是陪着简单的说几句。以至于吴鸿前些日子在艺术国际的微博里这样写到我：“每次迪哥回国，都是在我最忙的时候叫我吃饭。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好心情，每次都是弄的我很内疚。和迪哥聊天的时候，都有一种在和白岩松聊天的错觉。和他认识很久，才知道他在八十年代画过一张很牛逼的画——罪过……”最近，由于个人展览的需要开始在北京整理过去的资料，在老书架里翻出很多八十年代很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这些关乎我个人的图文线索似乎过于长久的被时间所尘封了。九十年代初我离开中国，迄今已有二十年之久，但和美术圈还是一直藕断丝连，我称之为 “近距离接触，远距离观察”。所谓“近距离”，是说我原来在国内的部分老友还都一直联系着，每次回到国内总要见面喝酒，比如温普林、刘小东、黄笃、马未都等等很多，也有部分后来认识的朋友，如吴鸿、张小涛、蒋再鸣等等，所以“旧友”大都了解我的过去，而“新朋” 对那段历史和我个人的关系就比较模糊了。有关八十年代的那段历史，我在几年前的《三个时代的跨越》中做过一些描述：“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了清新感觉和对未来无限幻想的年代，而《多思的年华》就代表了我当时的这种状态和理想。其实《多思的年华》并不是我第一幅这种风格的作品。记得一九八四年暑假在中央美院炎热的天窗画室，我画了一幅叫《冷香》的油画，无论是作为美院第一画室的学生，还是一画室的作品，这幅‘冷香 ’已经不属于教学体系之内的作品了，或者说已经超出了当时课堂习作类的作品，而具有了理念的传述意味……”高名潞在《三个层次的比较 》一文中谈到八五美术运动时写到：“尽管四川美院81级毕业生作品变化大，但他们仍是传统的造型观念，即表现型的，至多是象征型的观念，而中央，浙江美院的一股趋势是强调艺术直述观念。如中央美院张群和孟禄丁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李贵君《画室》、李迪《多思的年华》……这些作品既不以瞬间情节的真实作为画面的构成框架，也不注重绘画元素(色块、线条)的直接表现力，它们以思维轨迹为框架、以视觉形象组合成超视觉时空的画面，以此传达述说某种观念和哲理。他们力图超越绘画语言本身的表现力，更不屑于模拟某种情节。他们扬弃了曾经热衷过的色彩魅力和线条的动感，而重新选取了理智型的形作为述说的具体元素。” (引自高名潞《现代绘画简史》)。

其实八五美术运动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哪一件具体的作品，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对我们而言，是通过艺术和绘画来寻找精神之梦的时代，也是文革后个性文化最初释放和对艺术本质回归并把艺术自身艺术语言作为中心课题来解决的新时代。当时美院的流行语种就有这么一句是“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当然，画什么一直是很重要的。对我们而言，八十年代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年代，一个把能去教师图书馆翻阅进口画册当作去了一趟卢浮宫的年代，一个为了看在国外拍的幻灯片挤破头去听讲座、为了买那些读不懂的哲学书籍宁可少吃一顿饭的年代……

那个时候和我们联系紧密又比较开放的艺术媒体，应该是当时代表新生思想的《中国美术报》。因为常常约稿的关系自然也常常过去，经常见面的有高名潞、刘骁纯、水天中、陶泳白等等。记得85年《中国美术报》创刊号后，在中央美院的院子里遇上了高名潞，他说是来约稿子的。给我看了那份创刊号，两页四版非常的简单，当时没有想到它在后来的八五美术中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另外，前不久看到舒群在一个访谈里提到，我们做为年青艺术势力被第一次邀请参加“全国油画艺术研讨会”的相关谈话，再加上从费大为那里偶得的一张很珍贵的老照片，让我想起那次会议恐怕是八十年代由美协主办的最活跃的一次 “研讨会”，年青艺术家们发言踊跃，老先生们静而听之。我收藏的当时由高名潞起草的关于“八五美术运动”稿件，仿佛还能闻到当时的辩论的气息。

在我看来，八五时期是一个活跃，积极和向上，有进取精神的时代。

2011年2月15日

于团结湖

《冷香》 1984 布面油画 李迪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一等奖 中央美术学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