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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令: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2-11 19:01:42 | 文章来源: 北京商报

文\丛晓燕

记者:您近期的新作大型雕塑装置《悬案》,据说创作灵感源自您的一次亲身经历。在视觉与心灵的震撼上,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文令:这件作品源自我个人的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活体验,那是十几年前的一场被抢劫事件,令我开始思考生与死的双重命题。

记者:您由学院期间的工艺美术专业到后来专注雕塑创作,是什么促使您有这样的转变?

陈文令:还是性格使然,工艺美术需要严谨认真的描摹,太少随性挥洒的创造性,并不适合我。学习工艺美术期间,认识了对我进入雕塑领域有着启蒙意义的一位雕塑老师,在他的艺术理念中,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艺术本身的创造力。

记者:您最初以带有童年记忆的“红孩子”系列雕塑作品被广泛称道,近年来,又创作出很多关注时局与社会现象的优秀作品,如《2008年金融海啸纪念碑》、《如何逃离》、《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等,这其中蕴涵着怎样的一个内在艺术创作历程?

陈文令:相对大多艺术家来说,我的成长历程是曲折的,甚至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我从当年福建安溪的小山村走到今天文化繁荣的大都市北京,从地域与文化上讲,这是一个从边陲到中心、从边缘到主流的成长过程。

处于边缘艺术创作时期,往往更多地依靠生命的内部体验,早期的“小红人”是在相对封闭状态的环境下诞生的,那时我身处当代艺术氛围薄弱的厦门,这个系列作品体现着属于我个人的生存经验与原始的艺术冲动。

记者:您当年从如此边缘的艺术生存环境与创作状态走出来,现在回头看,有何感想?

陈文令:在当时的艺术界看来,我的作品就像一匹黑马,带着些狂野之气,那时我新做的一套“小红人”没有地方展览,便即兴地将它们放在工作室门前的海滩上,作品与背景环境恰恰产生了某种内在的暗合。这似乎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出道,尽管这种方式并不符合当时北京、上海等地艺术家的成名规则。其实在此之前由于经费与人脉的关系,没能促成个展,却令我思考了很多,我在想是否有新的可能性,用属于个人的方式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在对待艺术上,我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但最终事实也证明,人内心越强,对待命运的反弹力就越强。

记者:看得出您内心对自己艺术价值的坚持与自信。

陈文令:艺术是要有颠覆性的,与其他事物一样,任何伟大的艺术都会成为过去,被新生的艺术所取代。

记者:您的这种自信是与生俱来的吗?

陈文令:开始也会拿自己的价值观与常规的艺术评判标准进行衡量,但却总是感觉不对,可以说这种“自信方法论”也是被逼出来的。我骨子里有股叛逆、不服输的力量,不相信惟一性规则,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记者:据了解,您当时的“红孩子”系列也是饱受争议的。

陈文令:是的,由于将雕塑摆放在海边,受众范围很广,能够听到各种层次、不同群体的回音,给我积淀了深厚的艺术创作养分,也使我感到艺术要为更多人服务的重要。

作为艺术家,自娱自乐、孤芳自赏是自私的表现,不能将自己束之高阁,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与道义担当。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比如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个人化注解。

陈文令:艺术家应该具有对当下的忧患意识,注重自身价值观的输出,包括新的艺术体式、生活方式、道德理念,以及是否对艺术创造具有建设性,能否提供新的艺术可能。

记者:作为成功的雕塑艺术家,您如何看待当下的雕塑界?

陈文令: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雕塑艺术家并不多,艺术门类的界限现在越来越模糊,雕塑也如此,学院派基本是在教义的基础上进行些许研究,大多从事雕塑领域的体制内艺术家创作的公共性大于创造性,职业艺术家的局限性相对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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