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逸鸿
前段时间看了《让子弹飞》，我想起了王朔。
姜文，葛优，冯小刚，崔健，这些当年的“顽主“们，二十多年后继续在发力，只是时代竟然全然不同了，正如王朔在《顽主》中所讽刺的，但仅仅是讽刺么？似乎又不是的。讽刺的背后还有远不止于讽刺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我说不好，当时的王朔大概也说不好，所以在一个个荒谬的场景后，他给出的结局是这样的：
“夜里，于观家，老头子半睡半醒地调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调着寻找台，每个台的播音员都在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现在再提起八十年代文化艺术界发生的那些往事，曾经的前卫艺术家温普林忍不住感慨：“突然间意识到，八十年代所有的浪漫、理想、梦幻、希望真的已经结束了……”资深批评家栗宪庭的话则更加直接，他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终于突然发现艺术是个名利场的时候，你会感觉所有追求的东西都很荒诞。”
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或许无缘经历《你不是一个俗人》这样的中国社会，无缘理解那些王朔讽刺的东西：吹捧、假道学……他们也许不知道“顽主“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处世思维，现在看来，王朔当年的作品以及由之改编的影视作品是在毁灭价值么？显然不是的。相反，他是在坚持。只是这种坚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当它以青春的不妥协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会变得很可笑，很荒诞，正如90年代初期的“玩世现实主义”艺术。用美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金斯伯格的话说：”虽然看似我毫无不在乎，但其实我在乎一切。”不能悟透这幕荒诞剧，就很难悟透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生原因以及中国社会现实。艺术是属于每个人，每个时代的，我们不都是这样荒诞过来的么？——即使没有表现得如此荒诞，我们的内心不都是这样凶猛着、挣扎着、荒诞着过来的么？
前几日，画家陈丹青先生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说自己写了那么多，只想告诉人群中的某一个人：“年轻人，不要怕恐惧，书里只在讲一件事：相信你自己的内心。”我觉得靠看陈丹青先生的书要做到“不怕恐惧，相信自己的内心”可能比较难，因为，他书中过多的技术细节和情绪可能会使读者的心灵变得矫情，使我们的内在因过分怀旧而变得软弱。我认为在这个躁动的年代，每个从荒诞的青春岁月里走过来或者正在走进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王朔的《动物凶猛》，王朔对青春的呈现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这无处安妥的青春，也一直驻留在陈丹青先生的不屈的精神觉悟中，也驻留在拍出《让子弹飞》的姜文心中，这“青春”，其实是来自我们生命最深处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与无助。丹青先生懂得社会的冷酷和这青春的危险，所以他悲心切切的劝慰我们：“年轻人，不要怕恐惧，相信你自己的内心。”
但，问题是，我们的内心从出生起就受到很多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熏染，这乌糟糟的内心还值得相信吗？说到根源，我们的恐惧正是来自我们的内心。正是我们的内心制造了我们的恐惧和憎恨，让我们的心无处安放，灵魂不得安宁。心乃善恶苦乐之源，可谁能调御此心而得自在呢？相信自己的心没有错，但是当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干什么，“心”在何处，是何模样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心”其实根本就毫无寄托，指向不明，这是危险和虚妄的。如此说来，也许最不能相信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心”，人有一日不自知，就必有一日之不智，所以古人说：“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所以，孔子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所以，十几年以后再来回望青春岁月的文字和当时自己的不妥协，王朔深沉的感慨：“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是的，我们其实根本没有选择。不要说两种以上的选择，就是一种真正对的起自己的选择我们都没有。我们不能选择投胎到李嘉诚家里，我们也不能选择做国家主席，我们也不能选择让比尔盖茨破产，我们更不能自由选择何时死，以什么方式死，自由，是一种虚妄。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独唱”，唱出自己的心声，你可以选择“独唱”，但是你还是需要舞台，即使你自己搭台子，你放的下听众吗？如果你不能放下对听众的介意，你的独唱与合唱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表演”而已。并且，听众也无法辨别合唱与独唱的区别。王朔说得好：“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相互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文学如此，绘画亦然。
王朔，这位“顽主”，用他的书影响了无数人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什么是“顽主”？就是真诚的固执的人，在错误的地方和错误的时代，做出了许多不合时宜的事，但是，他们让“主流”汗颜。《顽主》等小说在八十年代引起文坛震动，他采用了当时北京底层群落的粗俗口语和对政治话语的戏仿，对当代北京的边缘群落调侃一切的“顽主”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呈现，在这些小说中，北京只是被作为一个背景的形象被建构，他把我们（也包括他自己）所熟悉的各个时期的流行话语与民间的话语结合起来，造成一种喜剧效果，对严肃的政治话语起到了"消解"的作用。而到了《动物凶猛》中，叙事的场景从20世纪80年代转移到“文革”时期的北京，政治因素不再被作为调侃和戏噱的对象，而成为怀旧视野中个人生命记忆与城市形象的构成成分，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了“顽主”们的少年时期----那《阳光灿烂的日子》。
顽主们的生存方式把人同世界的关系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即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如此而已，换言之，“象野狗一样生存”。他们在向所有陈腐、虚伪、道貌岸然、装腔作势的东西开火时是很令人解颐的。但他们本身亦处于一片价值真空中，在盲目英雄意识所强撑出来的“动物凶猛”的表象后， 可以这样解释他们：从少年顽主到后来的顽主们均把自己想象成英雄。于是就真地以为自己是英雄了，也渐渐忘了自己并不是英雄，于是就要求一种英雄的优越感。世俗的英雄太俗了，不过瘾，于是就以一种反英雄的英雄姿态出现，他们以颠覆英雄的方式让自己和人人成为英雄，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自己的优越感。1989年之前，几乎每个人都想成为英雄，无论是文化英雄还是战争英雄，草莽英雄还是城市英雄，王朔看破了当时虚妄的英雄梦，开始调侃一切，而崔健则道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精神症候，历史走到那天，其实大家根本就《一无所有》，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遗产，只能拿《一块红布》来遮羞。“空荡的”现代都市在仍呼唤着“新人”，《渴望》响彻大街小巷，那时的中国文化的确“内在地需要一点儿魔鬼。”于是，王朔恰逢其时地得到命名，（事实上，王朔小说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成为一种未被命名的流行，但知识界始终对这一陌生而可疑的作者及作品保持着矜持的沉默），成为八十年代末那一不无沉重和焦虑的狂欢节中一个必需的丑角，王朔的顽主们恰到好处地占据了这一寂寞、空洞的舞台，携带来一词组词施虐式的喧嚣，一份骚动不安的亵渎。于是，作为中国的“嬉皮士”/“痞子”，王朔补足了这幅中国正在并已然走向世界、同步于西方的乐融融的景观，加强了美丽的新世纪在望的意识形态幻觉。这正是中国“玩世现实主义”绘画产生的时代背景，在方力钧和岳敏君等艺术家当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一社会精神症候的呈现和表征。
王朔现象导致的艺术现象和当时的西方世界的“解构”为主流的“后现代”和“当代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同步于当时整个世界的碎片化文化和都市幻觉感，因为，九十年代初期的全球化浪潮，使得现代西方成了中国艺术唯一的范式参照，西方当代艺术成为中国现代艺术获得语言与命名的基本语境。因此，各种误读式的命名（以激愤声讨和狂喜称誉的形式），使王朔以及中国很多现代艺术家成了大陆世纪末的“达达”，社会与文化的叛逆。王朔现象的出现于时代而言似乎成了一次震惊体验，标识着一个文化断裂带的出现，其效果正如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枪击事件，这个有历史坐标意义的大展结束了所有的关于艺术的理想主义文化讨论和形而上学玄思，“文化”成为“文化衫”，被“顽主”们穿在身上满大街闲晃，在绘画上也开始摒弃一切材料语言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缠缚，而走向玩世现实和波普艳俗。
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整个中国全速进入抛弃自身历史和理性思考的资本主义化的征途，历史感在消融，全民经商，斯文扫地，“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景观。王朔这个顽主，先锋文学青年成为“写字个体户”，他对其作品的成功促销，轻而易举地宣告了经典崇高意识形态的终结。王朔的声名狼藉的顽主们，那些在无名的大都市中自如的游荡者现今都过上了资产阶级的好日子，成为“城市英雄”。但是顽主们的精神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漂白和染色的，在冯小刚，姜文的新的艺术实践中，我再一次看到了顽主们的不散的魂灵。他们还在倔强的思考着，不同的是，这个思考由当年的外向挑衅和否定颠覆转向了对自身内在的挖掘与认识。正如王朔自己所说“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再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源头。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王朔对文字和自我的认识令人毛骨悚然，几千年算永恒吗？理想就那么清白吗？换句话说，文字有什么用呢？文学的作用现在困扰着从事文学的人，连文学的处境都如此不堪，就更别谈绘画的社会功用了，所以，陈丹青先生认为：““今天的画画对社会一点用都没有，而书有。”所以，他写作，大量的写作，为的就是告诉人群中的某一个人：“年轻人，不要怕恐惧，书里只在讲一件事：相信你自己的内心。”可是自己的内心有什么值得相信的？理想就那么清白吗——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麻木而**，所以我要肯定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清白吗？它从哪里来？它根植于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清白吗？事实上，它同样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时就已经被植入。对于任何事实，每个人都有看法，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那看法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自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思考，少数肯思考的人之中，大多数又不懂得如何思考。所以，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从小到大成长和教育环境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已。很多的时候，所谓的“主流”观点并非因为它正确才成为主流，只是因为它恰好最适合（或者迎合）那些不善思考，不愿思考的人的感觉而已。所谓的主流就是大多数人都那样想，就成为时尚和主流了而已，这和对错是非无关的。
而顽主则是坚持质疑这主流的想法和价值观的，但是，顽主们的想法就真的是自己的吗？所谓的“自我的观点”又有多少是被成长过程中接触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所洗脑之后而灌输进来的呢？如果我们如此去反思，那无论是陈丹青还是韩寒，王朔还是王小波，无论是尼采还是鲁迅，萨特还是李银河，不管谁谁谁，大家其实，想得都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人，对现实和自我认识的荒谬和错误的程度都差不多的。从小到大，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接受很多看法。这些看法，越是隐蔽，越是根深蒂固，最终，它们会成为一个缜密的筛子，渐渐地使我们只接受符合它的看法，进而筛掉不符合它的一切。这个过程越久，我们越分不清楚那些“自己的看法”究竟是被植入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当我们用出自同源头的一种价值观去否定或者反抗另一种？这里面的荒谬不言自明。
中国历史上的“顽主”很多，鲁迅也是其中最牛的一位。五四时期，是盛产“顽主”的时代。对五四，我们已经习惯了采取颂扬甚至吹捧的语气。但这毕竟是一个没有神的每个人都见多识广的世界，随着我们逐渐拥有认清历史的能力和意识，我们将可以逐渐开始，重新定义我们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的坐标。正如王元化先生所反思的：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五四时期流行的庸俗进化观点，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这导致的恶果十足严重。。。。激进主义，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这是值得注意的。。。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意图伦理，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王元化先生反思的这些关于五四的问题，在现今尤其值得关注社会文化思潮的人深思。
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好东西，比如“网络言论”，“哈韩”，比如各种情绪狂热的“粉丝”，或许正在成为思想僵硬、单一，狂热，腐化，走向极端的源头，制造着不伦不类的外强中干的精神偶像和“伪顽主”。梁文道将这种“伪顽主”形容为“少年法西斯”，主要比喻年轻人的自高自大，轻狂与傲慢：“年轻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忽然觉得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之外，一切都值得怀疑，他不怀疑自己，但是他会怀疑世界，怀疑其他人，他相信自己的纯正，他看不起别人的虚伪，然后就把一种道德理想树立得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严酷，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所以他们总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和“五四精神”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有精神渊源，和被尼采的《权力的意志》所洗脑而喜欢“重估一切价值”也脱不开干系。我非常清楚自己年少时候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个阶段，怎样“越陷越深”地走向“法西斯”式轻狂与傲慢，怎样对身边的整个世界抱有一种几乎无法理喻的严苛要求，怎样悲观地看待世界和未来，怎样叛逆地怀疑一切，怎样任性地面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一切都进入那个乌托邦的世界。我开始批判一切，直到批判变成一种习惯，我不再轻易相信，更不再盲目跟从，也不再愿意按别人的意旨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学会变换角度去思考同一个问题，竟然得到与之前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更加合情合理——原来并不是一切都有对错的。原来错误的始终是自己。
这世上，有太多的东西是超越了我们的固执的认识和是非对错的。
丹青先生说的好：“人有两面性，当你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要错过另一面。“他说了那么多话，这句话我最喜欢，无论人物还是事物，不但有两面性，还有更多的面向，为什么我们只看其中的一面就轻易的下结论呢？由此来看，毕加索通过自己的“立体主义”绘画来让人们知道事物的本然样子其实有多个面向的，这样的绘画观念就真的要比蒙娜丽莎要伟大得多了，好的绘画，激发了我们没有觉察到的事物的真实的面向，揭开了被蒙蔽的自我真相和社会现实，我觉得，绘画是有用的，我不相信没用的东西可以长存于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我更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没用“的东西，凡是存在于此世的，必然都是有其作用的，即使最没用的垃圾都可以被捡起，被再利用，更何况绘画呢？
这个世界的好多事物不但超越对错，也超越了所谓“有用“”没用“的区别的。丹青先生可能觉得绘画不能象文化，政治一样影响社会，改变社会，所以，他认为绘画是无用的，他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可爱在于想世界和别人凭自已意愿改变。为什么要改变世界？也许我们认为世界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和要求，那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这个愿望真的是自己的，是合理的,它必定会”如期实现“，如果他不是自己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拥有它？对于生活，应该臣服，对于理想，应该放弃。有理想的年青人和有志之士每天都想改造自己和这个世界，成熟的人明白更有效的方式是接纳自己，宽恕自己，尊重他人，适应世界，真有济世之愿，也是要等看准了，才运用自已的能力去对不理想的现实做出一点突破。就以你回家一事为例，每天也许都走路的左边，可是，如果今天发现左边正在修路，你自然地便走路的右边。你是那么的自然去做这样的改变，你连想都没有想过，更不会有什么抱怨。也许这个改变，才让你发现路的右边有一间面包店，它的蛋糕十分好味。
世界的事物，从来都不是顺从任何人的意愿去发展，而是有它们自已的人们无从预知的运转法则。最近艺术界突然走掉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令人对命运的无常而叹惋，在命运的力量之前我们是无力量的. 没有人知道自己何时死,如何死.老子说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于今天灾人祸恣意之时，尤觉此言切入肺腑。每一事物都是在运动中. 没有东西是只是维持不变的。我们需要敬畏生命，臣服於这股运动, 一些东西必然会发生, 但是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不能被预见.。当我们接纳自己，宽恕自己，尊重他人，到逹与自己当下的生活和谐一致时, 我们必然被安慰和被承诺。今日的中国，正如1987—88年，面对着奔涌而至的商业化大潮的“一浪”，面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的表象和经济、文化渗透的现实，当时的王朔等顽主们并非这一挤压力的抗议者，而是在一种闹剧式的喧嚣——“起哄”中成为这挤压力的一部分。顽主恰逢其时地出现并得到了命名，终于填充了那个空荡而寂寞的都市舞台；在补足了那幅“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集体性幻象的同时，王朔之顽主的真实身份——老中国的不肖儿、文化大革命的遗腹子，正在不期然之中消解着这幅妙不可言的现代景观﹕仍是未死方生的中国，未死方生的都市。日本鬼子都赶走六十年了，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我们的精神状况和文化状况却越发的不堪。
按照顽主的态度，说什么都是扯淡，我们只能以一种历史见证者的姿态存在，见证一个蒙昧的时代，抑或见证一个光辉的未来？不论是在蒙昧的时代里，还是在光辉的未来中，追求永恒、秉持理想的个体能做什么呢？无非是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的理想和自我陶醉的永恒中，做一个“真心英雄”，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宿命，明白也没有用。所以，丹青先生经历了很多之后，终于在“下笔画画不存意图的年岁”，犹豫了很久，决定从2011年开始会放更多的时间去画画。
看，画画是有用的！只有它，能在自己最孤独的时候忠诚的陪伴着自己。当我们越往内心深处走去，我们越是能发现未知的自己，当我们越透彻的去发现自己，我们越会发现“时代”的虚妄，“精神”的虚无，我们就越能发现作为手工艺的绘画的实在价值和他与真实自我的密不可分的情感关系，齐白石衰年能变法，不是因为人老花招多，而是阅尽人生，更懂得自己，也就更懂得绘画了。塞尚毕生不满意自己的画作，苦苦思索研究探寻，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寻找的是真实的自己，杜尚放弃绘画，是因为他更懂得绘画的意义，绘画是超越艺术的，他用自己的艺术来反证绘画。里希特更是通过他的绘画让我们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的假象和视觉观看的本质关系，充满了对历史的自觉和强烈的自省意识。怎么能说绘画没有用呢？没有用的并不是“绘画”，而是对绘画和生活绝望的人。
一个事物本身并无好坏对错之分，其是否有用也不一定，所谓的绝望也正与希望同。外在的世界只是我们自己心理世界的框架地图的反映而已，比如有个人身上衣服很好看，还是阿马尼牌的。但是每个人看待它都不一样，乙说：这款式是今年最流行的。丙说：一定很贵吧。丁说：可不，好几十万一套呢。然后韩寒看了可能就会说：我怎么觉得丫什么都没穿呢？郭敬明肯定不会和韩寒同一鼻孔出气，他会说：你们都土鳖，阿马尼今年主打肉色系。而中国“文化大师”余秋雨呢？他肯定要含泪的说：”为了祖国更开放和谐，你们就不能闭嘴吗？”
其实不用往大里说什么时代太浮躁，是我们自己有颗无聊空虚浮躁的心，也不用说别人多傻，可能最后我们才会发现，最傻的也许恰好是自己。大部分人都是身心分家的，意识几乎是被智力及思考所掌控的……人往往会跟心理的许多无法接纳的面向疏离，并因而将认同感窄化(譬如不认同愤怒、焦虑、老化等等的不理想状态)，于是就形成了人格面具或阴影层的问题(无法被我们觉知到的阴暗面向)。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在身边看到很多人格分裂的艺术家批评家,他们每一个念头的产生底端都有负面的情绪在驱动着。比如说大家看到山林的美景多好，于是就想有一天如果我能在这个地方拥有一栋房子，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多好，连这么一个简单的念头都有对自己当下生活状态的否定。也就是说有某种程度的自卑和自我否定，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折磨自己吗？这个简单的念头如果你察觉不到的话,就会延伸出来内在的匮乏感和自己当下所拥有的否定。这种负面的否定或者匮乏感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身心的平衡性，让我们走上一条极端的毫无美感与快乐，也无理性和建设性的激愤之途。
自己不喜欢对方的一点，一定是自己身上有相同的特质，而自己对之不接纳、不喜爱。这时我们会逃避这种特质，把不喜爱投射到对象身上，拼命地想修正对方，使自己满意。在人性顶端，对自我否定跟自我怀疑其实永远都在的。不是在生命的青春叛逆阶段才有，而是每个意念里几乎都会有这个成分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顽主”，人人血液中有“顽主”的基因，要消除这种自我否定、自我打击进而否定外界，打击外界的倾向，就要自我反省，一直反省到我们观察到自己这种倾向在每个念头中的无所不在时，其实就是有很大进展了，原来这些心魔和“意识形态”竟然是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绑架的，使自己成为玩偶和人质。
至于社会批判是不是一种暴力行为，在这一点上我也挣扎了多年，因为我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我希望生活中不要有乌七八糟的尔虞我诈，谎言和欺骗，但经由生活经历，才发现批判社会根本是在逃避己身的问题──一种不负责任的投射倾向，于是才逐渐学习放下狂心，朝着内敛和自省的方向颠颠跛跛地下了许多年的功夫。当我开始有胆量正视自己，赤裸裸地、毫无借口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人格中的神性与魔性，所有的贪婪，恐惧、忌妒、暴躁、傲慢，疑虑，懒惰和过度的自我感的时候，我发现，这种面对，不但没有带来自卑、否定或罪恶感，反而造成愈来愈清澈、愈来愈快乐、愈来愈无惧的精神状态。有了这种状态,我能开心深入的观看或者积极的介入每个生活瞬间了，那么，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使命，就是将这样的自我启示传递出去，与他人分享，以期照亮那些心灵与现实的黑暗。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请耐心等待，等待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们诞生、成长、蜕变，在人群中辨认彼此。等待他们变得宽容、开放，去接纳，去拥抱，去创造。相信我，那个世界，没有无奈的“顽主”，没有虚伪的“权威”，因为每个人的力量足够强大，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能撼动这整个世界。正如姜文当年在《太阳照常升起》在威尼斯电影节落败后，感慨的一首《念奴娇》所言：
云飞风起，莫非是，五柳捎来消息？一代人来，一代去，太阳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将相，去得全无迹。青山妩媚，只残留几台剧。
而今我辈狂歌，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敢驾闲云，捉野鹤，携武陵人吹笛。我恋春光，春光诱我，诱我尝仙色。风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顽主虽然走到了黄昏，但明日“太阳照常会升起”，嗯，“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让子弹飞”一会儿，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全世界都在宣告“绘画已死”，“历史终结”，我辈仍然“甘撒热血写丹青”，哈哈，“了然”……“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