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朱其
也许2010年是八十年代成长一代艺术家的谢幕年。他们在新世纪十年终于成长为当代艺术大腕，不知何时起，艺术圈将他们称为“明星”，而这些曾经前卫的艺术家，居然也笑纳了这个非常弱智的名称。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居然都以“娱乐至死”的方式纷纷谢幕！
2010年最“雷人”的发言是被称为泼皮代表的方力均，他对媒体声称“凡高的表达很低级”。也许这句话他憋了二十年没敢说出来，而今终于找到自信彻底泼皮了一把，奇怪的是他在二十年后是很认真地说出这句话。他还声称自己的个人态度一直是“野狗主义”，这句话无疑表演性太大，有谁见过这么会经营饭店又到处精心筹划个人回顾大展的成功野狗。
时隔没二个月，陈丹青在北大讲座猛夸刘小东则更“雷人”，他说刘小东是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了，他在世界各地还没见过超过刘小东的现世画家。不知道陈丹青是在“娱乐”刘小东，还是“娱乐”北大学生，反正从网站视频上传来北大学生一阵阵傻笑和惊叹，北大学生艺术素质的滑坡可见一斑。也许陈丹青怕刘小东的电影截屏一样的画面镇不住学生，不时地提醒：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这个画面上画的是王小帅，那个是张元，还有贾樟柯、侯孝贤为刘小东拍记录片，这个是刘小东住过的纽约地下室，还住过艾未未等等，然后，教室里响起“喔”一片惊叹唏嘘声。
随着刘陈的北大“双簧”，刘在不停地放他的绘画幻灯片：无聊的看烧耗子青年、三峡移民，台湾士兵、青藏牧马青年、日本富翁在树林里吃“女体盛”、泰国和中国的妓女，不知为何，刘放到妓女题材的幻灯都是一二秒就过，不好意思让人多看。刘小东前一阵对媒体声称自己是“鼠辈”、“老百姓”，这简直跟方力钧的“野狗论”有一拼。谁见过排场这么大的“鼠辈”和“老百姓”，每次画画都要带团队和一帮助手，住在日本的温泉名胜，还能对着一帮漂亮妓女写生。现在媒体将刘小东封为“新现实主义”，但我实在看不出刘小东近些年的画有什么“新现实主义”，其表现手法甚至笔触都有很重的欧美名家的模仿影子，没有什么新意；其近年名噪一时的“三峡”民工题材，更多是一种中产阶级的雾里看花的苍白，丝毫没有真正进入民工的精神世界。那些“妓女”题材则显示出一种中产阶级内心“空虚”的醉眼朦胧的体验。刘小东的绘画近些年走向现场写生，但这更像是一种“炫技”的教学绘画示范，或者一种“现实主义”表演，刘小东的画面在空间结构上有一定强处，但论人物表现的技术，他甚至不如喻红或者他的某些学生，不知道陈丹青声称的“大师”影子何在。
因为陈丹青前几年为教育与清华决裂的壮举以及一场场成功的批评社会的公共讲座，他逐渐形成了一群粉丝，随之他也被拖入知识分子崇拜的“娱乐”化。但自相矛盾的是，他反对清华误人子弟，又去中国油画院继续“误人子弟”；他调侃中国当代艺术院，又与一群美术官僚并肩“站台”，出现在自己的个展开幕式上。
这种左右逢源的“娱乐”实际上并非个案，比如徐冰、蔡国强、罗中立，只是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陈丹青身上，让人一时不得其解。随着当代艺术的“国进民退”，对于蔡国强、徐冰、罗中立这批当代艺术的“通吃派”，当代艺术逐渐成为披着多媒体外衣的国家主义。比如蔡国强以“大脚印”成功晋级为国家太平盛世的“景观”烟火设计师，徐冰以“凤凰”成为通吃前卫、商业、国家主义当代艺术的明星，开幕式类似房地产开盘或张艺谋电影首映造势大会的娱乐圈仪式，使前卫真正成为高端资本的“娱乐文化”。罗中立则在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大会上宣誓当代艺术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创作，也许这并非他的初衷，只是一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
政治的娱乐化，甚至也渗透至号称公民社会代表的艺术家艾未未的身边。因为一件件公民事件的参与，使得艾未未如日中天，借着政治上的得分，日本、欧洲的顶级美术馆、双年展纷纷邀请他举办展览。这个结果跟政治波普当年的成功有异曲同工之效，说实话，艾未未确实是中国社会值得尊敬的一位现代公民，但他并非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他的大多数作品有模仿杜尚、博伊斯之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成功，并不能说明他在艺术上也是杰出的，在泰特美术馆那件空洞的“娱乐”性的葵花籽作品就是一个证明。人们搞不懂艾未未空洞的形式主义作品与他公民代言的精神力量为何相去甚远。
更令人担忧的是，艾未未在网上逐渐被称为“艾神”，网上的发帖造势很像是一个“马甲”团队在操纵，当然不能怀疑是艾未未自己在操作，但他肯定知道这个网络娱乐的“艾神”称呼。作为一个已经自觉担当公民代言人的艺术明星，艾未未至少应该有责任向公众和媒体正式表态拒绝这个称号，因为用一种个人崇拜的专制文化去实现公民社会是很危险的。艾未未的公民代言的造势，越来越像一种“反抗”的娱乐政治。他的每一次“河蟹”大聚会，都有粉丝从各地赶来，手高举着写有“艾神”的牌子，这就像歌星见面会或者“超女”的现场转播，这一形式的公民反抗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颠覆力量，反而像一种八十年代愤青模式的娱乐化。
在2010年，这一批批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及其现实成功者，从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有关艺术思想的深刻思考及其艺术语言上的方向性突破，也许陈丹青、艾未未还能发出与其作品不相称的社会良知，而其他人要么是一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要么是一种故作姿态的“野狗”、“鼠辈”口号，至少在公共话语上宣扬一种犬儒主义和小富即安的精神正当性。在艺术品格上缺乏一个公众人物应有的谦卑感和真诚性，对自己与西方艺术的差距遮遮掩掩，在学生面前故作深沉，精心宽容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吹捧和市场谎言，明知自己不是大师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声明拒绝社会冠予的“大师”称号。
这一个成功人群似乎具有这样一种尴尬的自我特征：他们特别在乎成功及在艺术史上留名，在中老年后知道艺术大师的理想之路已经结束，然后开始操作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玩“活法”。这一切又是靠名不符实的社会身份和“大师”称号获得的，但他们没有蔡元培身居官位但奖掖后进的品格，而是自己走到前台成为左右逢源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没有季羡林这样高声宣布自己不是“大师”的勇气，因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享受都维系于此。
这个群体身上已渐渐出现类似张艺谋对社会期待和荣誉的“透支”现象，他们正被一个个娱乐化的粉丝圈包围在“神话”气氛中，相信自己的社会能量已经到了“指鹿为马”的地步。因此，雷人的话语不断，娱乐化的排场惊人，存在越来越具有表演性人格。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代似乎没有真正超越文革和红卫兵文化。当然，，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推进和局限性，2010年似乎成为这一代精神乏力的最后谢幕的时刻，尽管他们自己没有宣布谢幕，实际上，他们的艺术作品及其“娱乐至死”的明星享受，已经像张艺谋一样严重“透支”了过去的好名声。
19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精神解放、八五新潮以及九十年代初的地下艺术，至此由这一代成功者在2010年正式谢幕。遗憾的是，它是以娱乐至死的矫饰风格谢幕的，而我们的时代仍然期待着一场悲壮和崇高的抗争，而不是后现代的左右逢源、后意识形态的娱乐政治及其与狼共舞的“木马”游戏。好在戏还没有结束，下一代还有机会反思这个从前卫到娱乐的三十年轮回，并重装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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