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武英
2010年7月，首个“艺术品资产包”被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文交所”）以“权益拆分”的形式推出，有媒体称此举是对中国艺术产业艺术品交易的新型探索。但之后不久，便有质疑声传出：文交所涉及艺术品领域，是否抢了别人的蛋糕？艺术品进入文交所又是否恰逢时机？
客户、功能不同，拍卖行不惧文交所
2009年上海、深圳两地文交所先后成立的时候，某专家热情期许道：“当前艺术品拍卖市场存在大量欺诈行为，缺乏权威科学的保真、估价体系，投机成分多于投资成分，造成二级市场（拍卖行）火爆，一级市场（画廊）萧条；缺少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介入，市场稳定性和扩容性大打折扣。所以，建立一个艺术品产权交易平台是关键。”
此语虽然道出了艺术行业现存的一些弊端，但针对拍卖市场的抨击，却很容易被解读为“文交所的成立，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中与拍卖行相抗衡。”
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国强认为，拍卖行经过多年借鉴国外的经验，相对来说反而更加公开透明。比如一件拍品的价格是由买家自主决定的，并不是别人定好后他被迫接受的。从这方面看，很难有交易形式超过拍卖行。至于拍卖中出现的欺诈行为，还是要看拍卖行本身。“不能因为有个别公司的欺诈行为，就认为这个行业不好或交易形式不好。就像手术刀可以给人治病但同时也能扎人，关键是拿刀的人是怎么想的。”
几年前，华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学军在上海、深圳两地文交所还没有挂牌的时候，就参与过一次关于“艺术品步入产权交易化”的可行性研讨会。他向记者介绍说，当时“艺术品步入产权化”的构想刚刚建立，在很多与会人员都对此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就以欢迎的态度来接纳这种新兴事物。甘学军认为，文交所的门槛较低，普通买家可以选取一件作品的部分“股份”来拥有，主观意识是为了投资，这与传统的“有多少钱买多少货”的拍卖不同。“ 它的出现不但不会对拍卖行构成威胁，而且为艺术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交
易模式，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蛋糕’被不断做大，那么参与其中的每个成员所分得的份额也相应会增大。”
荣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尚勇则在深圳文交所推出首个“艺术品资产包”之后不久向记者表示：“文交所不会分走拍卖行的份额，因为两者的功能不同，拍卖行是消费价值和进行社会存量价值再消费的地方，并不发行原始的文化价值，而且也不把旧有的文化价值重新做成新的资产来发行。拍卖行的功能只在于将已有的艺术品价值进行再转让。”
董国强更是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文交所与拍卖行所面对的客户群不同，前者的形式会吸引更多对艺术品有兴趣但还没有涉足到拍卖中来的买家。当这些买家通过不同交易形式的尝试日渐成熟后，最终会选择拍卖行。因为相较于文交所，拍卖行拥有的拍品除了种类更
加丰富，品相也更加精美外，最根本的一点，拍卖行是“真金白银”的现金交易，而文交所的大部分时间，买家都在玩着一种被拆分为很多份的虚拟的“溢价交易”。董国强说：“除非作品‘退市’ ， 否则买家拥有的一直是一些数字，这对已经成熟起来的买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董国强认为，文交所不但不会让拍卖行的藏家流失，相反会对整个艺术品行业的群众基础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定价、专业、监管不配套,文交所遇“时机”之困
尽管拍卖界以积极的态度接纳文交所下的艺术品产权化形式，但是它的推
出，是否恰逢时机，答案仿佛并不乐观。
较早支持文交所的甘学军认为，理论上文交所推出产权化艺术品是成立的，但实际上，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没有权威的评估体系来定价。记者了解到，深圳文交所此次推出的艺术资产包为汕头艺术家杨培江的40件作品，初始价2000万元人民币，权益
份额为1000份，也就是说，每份份额为2000元。而这样的份额拆分以及定价，均由深圳文交所选择的交易商来完成。
对此，甘学军质疑道：“这个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谁能保证这个价格的公正性？”深圳文交所负责人建东也对记者坦言，虽然此次推出的艺术资产包被称为“艺术品证券化”，但在实际操作中给它定价的确很难。“它不像证券市场的估值，有基本面的数据作为依据。我们只能根据市场来定价。”
记者就此疑问采访了为该资产包提供作品的杨培江代理画廊——宏宝斋的负责人张宏。张宏认为任何作品在目前的市场中都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定价，“比如同样一张作品在北京798艺术区可能卖10万元，挂在知名藏家家中就可能值20万元，如果又进了博物馆价
格变为30万元也不稀奇”。因此，在没有权威定价体系的情况下，张宏给出了此次为杨培江作品资产包定价的参考模式，“杨培江出生于1963年，现在是汕头大学的副教授，他画中国画、水彩和油画。根据这些基本条件，交易商就在全国范围内找出和他出生时代、职称都
相近的一些艺术家做比较，比如，中国画画到和杨培江同等水平的艺术家作品如果卖到3万元一平尺，那么他们就将杨培江作品定为3000元一平尺，目的是让市场中的买家能够用更加实惠的价格买到同等次的作品。”
对张宏给出的定价标准，也有人表示并不认同。正在天津筹建艺术品保税区的负责人张瑞认为，在目前金融业还没有深度介入到艺术品领域的情况下，艺术品还不能变为银行的抵押品。“在国外的健全艺术品市场中，艺术品的价格由金融机构来定。”张瑞解释说，在国外，由于艺术品可以抵押，银行需要有专业的艺术机构、经纪人对艺术品的价值进行评估。
刘尚勇也认为，“向社会发行可流通、增值的文化资产，如果没有金融系统、专业部门的介入是很困难的。”他认为文交所是一个经济部门，“经济部门在对文化价值的判断方面处于劣势”。
除了定价权，刘尚勇对于此次深圳文交所的资产包选定也存有疑虑，“我并不了解这个资产包中的作品，相信同行业的人十有八九也不了解。这样一位在市场中陌生的画家，谁能保证他的作品就有价值，就能增值？没有专业团队的介入，这个资产包本身就有问题”。
刘尚勇认为，文交所应该与大量的艺术基金取得合作，“艺术基金拥有相对优质的艺术品资产包，这些资产包都是经过市场验证，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的。”刘尚勇说：“艺术品推荐人很重要，他应该有过将艺术品变为资产并获得增值的成功案例。以前没有艺术品交易的时候，国家委托荣宝斋作为将艺术品向社会发行的单位，就是因为荣宝斋的专业性，它知道哪些画家的作品能够进入市场，而且成功地推出了齐白石、徐悲鸿等艺术大家，因此，它再推黄胄、范曾的时候，市场就特别容易认同。”
对于资产包的专业性而引发的质疑，深圳文交所负责人建东解释说，此次选择的资产包重点在于尝试。同时检验文交所的平台功能否在实际中有操作性，“因为它含有很多创新。”建东说，“如果选择在市场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艺术名家作品，成本高，作品真伪难以鉴定，那么我们在平台之外的风险就比较大”。因此文交所在选择艺术家时，首先考虑到他对艺术是否有所追求，其次其作品的市场化运作是否长期稳定，最后就是是否有固定的收藏家。
除了价格认定和资产包的专业性，文交所此次的“艺术品产权化”还遭遇了缺乏监管机制的质疑。甘学军说，股市中有证监会来避免恶意炒作，但文交所目前并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监管。“这样，庄家做庄更加容易。因为需要的资金量太小。在证券市场做庄需要巨额的资金，但在艺术市场，一幅张大千作品最多不过价值一亿元人民币。”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有人提出，当定价、专业、监管等一系列配套体系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文交所推出艺术品产权交易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对此，建东反问道：“什么才能算最好的时机？如果永远没有人去做，永远就不会有时机。”建东认为，从大环境看，目前已经具备了几方面的时机，首先，市场需求是成熟的，“市场需要有这样一个形式使得更多人参与到艺术品交易中来。”其次，文化发展处于成长期，艺
术文化消费在公众生活中已经成为迫切需求。“另外，长期以来，我们的艺术品市场始终是和资本脱节的。因此需要一个规范的市场，使得艺术品得到资本的支持。”建东说：“如果这些都还不算最好的时机，难道要等到别人已经开始做了才醒悟吗？”
相信，正因为有着业内种种质疑的督促，和以建东为代表的“勇于吃螃蟹”的探险者的开拓，文交所的艺术品证券化之路将会越来越顺畅，而艺术品交易模式也会丰富、完善许多。
原文发表于《中国证券报·收藏投资导刊》2010年9月25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