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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祖咒:我不喜欢他们为我编造的神话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9-08 16:24:30 | 文章来源: 《名牌》

        文\和小宇
《我们也爱当代艺术》
 

“艺术家赚钱不可怕啊,有钱也不可怕,谁说艺术家就应该去喝西北风啊,有本事你让他站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艺术家主要的责任不是做出完美的艺术品,他们全错了,而是应该继续拥有当初那颗似懂非懂的心,敢于站在正义一方,不沉默,即使发言发得不好,也绝不说风凉话。”

见到左小祖咒是在上海的一家宾馆里,房间宽敞气派,浴缸跟大床隔窗相望。外面下着雨,天色沉闷晦暗,祖咒刚从昨晚宿醉中恢复过来,不修边幅地坐在电脑前,椅子上晾着两件换洗衣服,让这个自称“摇滚神父”的人,看上去有点只身闯荡、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感觉,而宾馆不过是一个时空错乱的布景。时光荏苒,祖咒已经快四十岁了,已婚,当了父亲,名望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巅峰。近两年他的媒体出镜率很高,但是,他不止一次这么说过,“即使有家有业我也是个亡命徒。”

他最近忙乎的事情很多也很杂,这回来上海是参加朱文新电影《小东西》的宣传活动。而就在之前的几天,他在杭州做了演讲,“去中国美院搞讲座,人都爆满了。”祖咒说他讲的是老师们在课堂不会讲的,他讲的是艺术致富经,“效果非常好,他们都听愣了。”

祖咒擅长开玩笑,幽默刻薄兼得,而艺术和致富是两件他会严肃对待的事情,所谓精神物质两不误。 但许多津津乐道其高价唱片 (注:他一张唱片卖到150元,是内地单张唱片价格最贵之人。)和演唱会盛况的人已经忘记,在此前的很多年里,他似乎只跟前者走得比较近。

在北京东村的岁月

祖咒是江苏人,中学没有毕业就去参军,在这前后学吉他、唱歌、听摇滚乐。退伍后他摆摊卖过摇滚磁带,先是混上海,1993年奔赴北京,组建了No乐队,同时也跟几个艺术家一道创建了东村。“所谓东村,就是‘纽约东村’(注:即格林威治村,上世纪西方先锋艺术的根据地之一。)的山寨版,北京东三环外没这个地名,就是我们向纽约致敬,才这么叫的。”那时候,当代艺术还没有成为国内外的大热门,大生意。许多如今被艺术界和市场同时热切追捧的艺术家,当时还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在房东和大众的眼里,诗人、摇滚乐手、艺术家—尤其是行为艺术家,基本等于一回事:疯子,或者是跟坏分子差不多的盲流。

No乐队风格卓尔不群,简单讲,是颇具艺术气质的噪音摇滚/民谣,音乐上编配精细,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是唱腔,二是歌词:他的唱邪异、曲折,过早显出老成毒辣,里面折射出民谣、传统戏曲、老摇滚和爵士乐的影子,但又有鲜明的个人性;歌词意象尖锐,其中最强烈的现实感,也被赋予了荒诞和魔幻的意味。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祖咒属于潮流之外的异类,他没得到什么媒体和首都摇滚圈的关注,生活困窘、演出机会极少。而在少数乐评人和艺术圈朋友眼里,此人是天才人物。“概括我的人一直没有权力出来说话,能说话的人又不能概括我。”他这么总结当时的舆论态势。

1995年,祖咒参与了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创作实施。这个作品日后非常著名,但当时对祖咒的生活境况并没有实际的改善。三年后他做了第一张唱片《走失的主人》,开始比较频繁的演出。这张唱片也被多个乐评人奉为当代中国摇滚的经典之作。然而它也是在极度简陋的环境中制作的,歌词也被迫删改。2009年,祖咒将它重新制作,补足了歌词和没录好的音频,并装在木盒子里150一张发售,他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走失的主人》英文名为“The Missing Master”, 一语双关, 亦可翻译成“错失的经典”。

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和得奖专业户

许多人把祖咒的音乐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2005)之前和之后。之前他的表达非常艺术化,有很强的形式感,而当时的环境也正是地下摇滚、民间文化寻找突破口的转折年代。而自《悲伤》开始,祖咒的音乐更悦耳,更容易被人接受,几首脍炙人口的情歌让许多不怎么接触摇滚乐的人也喜欢上了他。同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音乐行业凋敝、哀鸿遍野的时候,祖咒的独立工作坊运营良好,高价唱片等做法制造了一系列热点,大获成功,一时间被媒体关注,同行仿效。

当年给他带来过种种麻烦的艺术家身份,如今也在商业热的大背景下成为行业内外眼中的光环。2007年他推出了新作品《我也爱当代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里叠在一起的几位裸体艺术家,被一头头麻醉过的猪所取代。“许多作品都是颠覆别人,我这个是对自我的颠覆。”

去年他推出新唱片《大事》,非常旋律化的作品,这种极度仿拟流行乐的感觉再一次出乎人的意料。“等他们分两个阶段时,我早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了。《大事》是我的第三个阶段,你知道当有人搞所谓的先锋,我就去整流行,我不爱抢(别人)碗里的饭。”

据我所知,过去不少祖咒的忠实乐迷现在已成为许多大媒体的掌舵人,不知道此事跟他这几年来成为“得奖专业户”是否相关,当然,他屡屡获得的是一些具有民间色彩、未被市场控制、 坚持独立审美的媒体艺术奖项,如 《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奖”,或“华语传媒大奖”的“年度音乐家”等等,无论怎样, 他尚忍着没有向“华语榜中榜”或“MTV”这些纯粹的商业颁奖机构伸出毒手。

《大事》的结尾是《北京画报》,一首十多分钟的民谣作品,一幅当代都市风情画的卷轴,一个歌手的感怀,思考,反讽和饶舌。“相比这个国家 / 我感到我的血比它还冷 / 像个贼一样苟且偷生 / 当我知道做一个坏人 / 比做好人更容易些的时候。”这样的歌词容易被凑热闹的媒体忽略,同时让真正的歌迷找到继续倾听的理由。

祖咒在新浪微博主页的个人介绍是:摇滚师、当代艺术家。 作为身份, 摇滚还是要排第一位,“说明星有点俗气,说大师有点装,说工作者有点矫情,我想我的角色更多的像个厨师或者什么手艺人,那就叫摇滚师吧。”

去吧,去忙起来吧!

记者:音乐和当代艺术对你个人的意义有何不同?

左小祖咒:音乐尤其像我这样自己演唱的,带着显著特点,属于“标志性建筑”,不太好找替身啥的。歌词创作方面也不可能,这两条是足足的含量,是当代音乐最重要的灵魂部分。其他方面,例如制作、编曲上我们可以想其他辙,作曲部分我们也可以邀请其他音乐家合作。然而,“不是自己亲手作”才是当代艺术的含义。我的歌词就是艺术方案,也是致富或者灭尸等等的方案,音乐是为了置身场景,(去)挑逗、调情,迷惑。演唱是表演,像冷漠的脱口秀。演唱会是整个的秀,一切在大众的审美习惯中显得混淆、颠倒,让观众在现实中默问;怎么可以这样呢?其实为啥不可以这样呢!最最最为重要的是:它非常现实,说的是人话。

记者:你曾说过率性是摇滚乐给你的财富,除此之外音乐对你还有哪些改变?关于自己的音乐对于他人的意义,你有过什么预期或者想象没有?

左小祖咒:率性是摇滚乐给我的财富,但是摇滚乐给我的绝不止于此,还有很多,比如勇敢、反应快、不做矫情的诗人、挺身而出的“执法者”等等。

在今天,我改变了音乐很多属性,具体地说开发了它的属性。同时音乐给我带来美女、钱、地位、家庭,也带来过几次牢狱之灾。

看淡这些不是我的使命,神话这些也不是我的任务,幸灾乐祸才是我的意图,我不需要去预测什么。

记者:你以持久而旺盛的创作力著称,能否说说保持这种创作力的个人秘诀?

左小祖咒:人类是一帮可怜的虫子,并且不愿意承认于此,因为会搽肥皂洗身体,还会发明肥皂类的玩意儿,这是我创作的动力的,或者是什么窍门儿,窍门儿我能告诉你吗?笑话!

记者:在当今的中国,你对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怎么看待?

左小祖咒:艺术家赚钱不可怕啊,有钱也不可怕,谁说艺术家就应该去喝西北风啊,有本事你让他站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艺术家主要的责任不是做出完美的艺术品,他们全错了,而是应该继续拥有当初那颗似懂非懂的心,敢于站在正义一方,不沉默,即使发言发得不好,也绝不说风凉话。

记者:说到艺术跟现实的关系,很多人会提到你的歌词,从《苦鬼》到《北京画报》等等,你自己怎么描述你的歌词跟现实的关系?

左小祖咒:说人话,作人的艺术,如果人看不懂没有关系。实在看不懂你也没钱吃饭时,就听《北京画报》,你不会很快就死掉的。听不懂就看,看不懂就听,我就不信你没有寂寞的时候。

记者:从1990年代地下摇滚时期到今天,你的音乐发生的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左小祖咒:我更像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不断说着什么“听我的音乐能致富啦”,“我比无政府主义要官僚、比官方更自嘲、各国政府借鉴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会取得双丰收啊”等等。你说我变得更无耻了吗?还是早知道我以前很无耻现在装作不知道呢?还是有人比我更无耻,我根本没法比呢?

记者:如果要对那些不了解当年你的作品和时代背景的青少年讲述那段历史,你会怎么说?

左小祖咒: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帮我十多年前的作品。没有人帮你的, 你要自己去干。是的,我以前作品真实,咄咄逼人,飞扬跋扈,我爱它们,像爱着一群王八蛋一样。我现在的作品把太多力气放在包装宣传上了,讨厌!

“也许,创作优秀的作品并不是最根本的,怎样做一个艺术家才是最根本的,后者对我们而言几乎是全新的挑战。因为,只有当具有独立意识的艺术家群体的存在、艺术作为信仰的道路清晰可见,辉煌而崭新的艺术成果才是必然的。将艺术交付历史的或然性,交付时间的积累,交付青春本能,皆是一种机会主义。中国最终需要的肯定不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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