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未都常对朋友说，人的一生应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这就是趋利，但一定不要将趋利看成是肮脏的，当然得有道德约束。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趋利也是一种社会动力。第二重是趋名，表现为精神上的追求，希望有所愉悦，有所寄托。第三重是灵魂，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实际上宗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表现为趋向超凡脱俗。
离北京机场不远的大山子是一个老地名，现在成了文化标志。这里多年前还是一片老工业厂区，后来有“走投无路”的艺术家在这儿租下一些空厂房和仓库，开起画廊和工作室，紧接着，咖啡馆和餐厅也贴了上来。一眨眼，就成了名扬海内外的798艺术区。
大山子这片地儿着实不小，在张万坟金南路这一带，沿街面建起了许多红柱绿窗琉璃瓦的京派风格建筑，延绵几百米，几乎是琉璃厂的翻版。“琉璃厂”尽头，就是马未都创建的观复博物馆，外观朴实无华。
马未都是收藏界的大腕，收藏以陶瓷与家具为主，兼及书画、门窗及当代艺术等，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开始琢磨建一座私人博物馆。在这之前，他借场地办过几次家具展，观众反响挺热烈的。他想：何不办个博物馆呢?可是当时的外部环境还不行，红头文件没明确的事，有关方面不敢拍板。他在1992年打的报告被毙了，再打，再毙，直到1996年才批下来。马未都给博物馆取名叫“观复”。
马未都将《道德经》第十六章中的一段文字，以典雅的仿宋体书写在博物馆院内的一堵墙上，它提示观众，“观复”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我们在观复会客厅里的一张明代黄花梨八仙桌旁坐下喝茶，边喝边聊。
捐，肯定是文物最好的归宿
采访马未都的当天，正好有新闻引起民众热议：日本今年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从账面上看，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数据的披露，又正好赶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不过民众更多地想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终于成了“老二”，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二不好当!”马未都笑着说，“我们与长期积弱积贫的时代告别了，进入积富积强的时代，但如何正确看待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访谈，就从财富话题切入。此前记者获知，马未都准备将他收藏的文物捐给观复博物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自我炒作，观复是马未都建的，馆里的文物都是自己的，现在说捐，这不是自己捐给自己?
这显然是一个误会。观复确是一个私立博物馆，但不是马未都一个人的，早已改成理事会制，由一个5个发起人组成的理事会在运筹帷幄，马未都是出面办事说话应付媒体的人，法定代表、馆长，时髦的说法就是CEO。
马未都说：“这里其实有两个误解。第一，我不是捐给国家，也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在建这个馆的时候就想过，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走出一条私人办博物馆的道路，如果到今天将自己的藏品悉数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话，事情就简单了，但这样做等于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几十年来做的事都白搭了。民间人士向国家博物馆捐物，这是觉悟之举，更是爱国情感的真诚表达。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私人博物馆一直不够正规，遑论强大，其中的原因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以为，私人与国家是对立的，大公无私嘛。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私人与国家不是对立的。我们建私人博物馆就是想破除这种陈旧观念。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法制国家，私人的财富实际上就是国家财富的重要体现。那么涉及文物方面，也应该持同样观点。美国的博物馆有8000多家，私人与国家的比例为6比4，而目前中国的博物馆才2000家，私人博物馆占的比例极少。其实，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它是另一种更有活力、更有草根形态的文化表达。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民间博物馆确实会出现向自己捐钱捐物的行为，比如大型国企办一个行业博物馆，把这方面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也算企业文化吧，但它靠的是行政补贴，而且数额巨大，那么他这个博物馆生存就比较容易。国家博物馆现在开始实行免票参观的制度了，因为它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博物馆，应该免票。而我们这个馆是赞助人合办的，会根据另一套制度行事，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还给国家缴税，而且生存得非常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收藏了一些东西，办了一个馆，三五年后就想办法将展品卖出去了。这里有赢利目的，说到底属于一种经济行为。而你看世界上历史悠久、口碑也不错的博物馆、艺术馆，它必定有一个基金会在运作，相对独立地行使着董事长赋予的权利，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很好的典范。将来我在理事会里不是说了算的，所有重大事项都需集体讨论决定。我今天捐东西给博物馆，不是右手转到左手，而是给这个大家共有共管的博物馆，是这么个道理。”
“在做出如此重大决定之前，跟家里人商量过吗?”我问他。
他很干脆地回答：“这事是我早就想好的，或许从收藏一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它们的最终归宿，所以家里人都知道它们的去处，给予充分理解。”
儿子受他的影响，对文物收藏也感兴趣，但没像他那样迷恋。儿子在英国留学7年，回国后找到了份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搬出去住了。“我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留下一件就不算彻底了。”马未都说。
一般而言，一位已有很大成就的收藏家，恨不得将收藏心得和鉴宝秘笈等一古脑儿地教给后代。不过事与愿违，有不少收藏家因为下一代对此不感兴趣而不知如何处置，最后向国家博物馆一送了之，或变现当作遗产散尽。
而马未都给了儿子选择成才道路的权利与自由，并不强迫他继承。好几年前的某一天，他带着儿子逛古玩城，在一楼买到一件文玩，花了2400元。父子俩坐电梯上楼，半道上被一位朋友截住，问马未都捡到什么漏，后者向他展示了刚刚斩获的东西。朋友一看：好东西!请求他转让，愿意给30000元。这种蝇头小利马未都是不屑一顾的，但他无意间看到儿子的表情，似乎有点惊喜，有点顿悟。2400元买的玩意儿，一上楼就赚了十几倍，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这钱来得也太容易啦!这让马未都产生了警觉，他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特别是误以为收藏是一种轻易获利的行当，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所以这次发愿捐出自己的藏品，也有这份考虑隐藏在其中。这份考虑，折射出一位父亲对爱子的拳拳之心啊。
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
“都捐了些什么?”我问他。
马未都说：捐赠清单还没做好，而且我希望在一个最佳时机移交。可以透露的是，这批宝贝中包括陶瓷、家具、文玩、门窗以及少量的字画。件数不便透露。
“我一件也不留下，留下一件没用啊，它不能起作用。”
“那什么时候正式捐呢?”我问。
“这一天准会来到。我早早地放出这话，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许诺，也是为了让公众舆论监督，看我到底能不能兑现承诺。说实在的，我的钱也够花了，再多也使不上，我也没玩富人游戏的嗜好。文物给我的快乐也到头了，那么这些文物应该让更多人来分享，这肯定比在家里藏着更有意义。”
我们谈起捐赠的社会意义。
他说：“我们这一代机遇比较好，受过苦，什么样的苦都能承受，遇到大事就不易犯糊涂。我爱上收藏，一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对文物本身有审美与研究的兴趣，并不看重它的经济价值，从来没想到日后能涨几百倍。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啊，就一点死工资，省吃俭用都花在这上面了，但当时东西真便宜，而且假东西不多。早十年、晚十年都不行，这个好时候被我赶上了。要是今天我刚入门玩收藏，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今天也有大款揣着大把钞票来玩收藏的，他可以疯狂砸钱，但我们那时候披星戴月赶鬼市的那份乐趣，他能体会到吗?没钱可能会不幸福，但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
马未都刚玩收藏那会儿，有一人抬了一红漆大木桶找到他，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套餐具，清光绪年间的粉彩官窑，万寿无疆图案，是用于婚庆寿筵的。开价一万元，但马未都拿不出这笔钱，当时的万元户还是奔小康的宏伟目标啊。现在这套餐具要是在拍卖会上露面，怎么说也要三五百万。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也使他越发认识到，纵横四万里，上下五千年，所有的物其实都是过眼云烟，欣赏过了，读懂了，记住了，即为拥有。
马未都还说，“你看看海外华人中的富豪，历代以来都没很好地解决财产问题，由此引起的家庭纠纷甚至手足反目还少吗?香港的小甜甜、台湾的王永庆等身后都是这个结局，很值得我们反思。”
也就在这几天，有报道说美国华裔科学家陈颂雄，为响应盖茨与巴菲特等人的号召，决定将一半家产捐出来做慈善。陈在南非出生并长大，是靠生物制药致富的知识型人才。
在马未都看来，一个人在年轻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业，为奠定生活与事业的基础，此时他一定会趋利。而从中年到老年阶段，在生活稳定、稍有经济积累之后，他考虑更多的就是社会评价，别人对他的看法，也就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进入趋名的阶段。而一旦进入老年后，阅历丰富了，经历的喜怒哀乐也多了，看淡了一切，名利都不重要了，只求内心安定平静。所谓到境界，常常在这个时候实现。
马未都常对朋友说，人的一生应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这就是趋利，但一定不要将趋利看成是肮脏的，当然得有道德约束。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趋利也是一种社会动力。第二重是趋名，表现为精神上的追求，希望有所愉悦，有所寄托。第三重是灵魂，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实际上宗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表现为趋向超凡脱俗。
前不久他去日本，在一座寺庙里，正好遇见僧人做完功课出僧房，在佛号声中，70多个僧人鱼贯而出，每人脸上都写着慈爱与安详。那种表情绝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没有修炼，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的表情。
他认为，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在宗教精神普遍匮乏的当下，有些中国人就将收藏艺术品当作一种修行。马未都希望自己能达到这种境界，至少要像丰子恺所说的，处在坐二望三的“二楼半”。
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话对马未都震动很大：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马未都接着说，“中国人为什么特别看重钱?有点钱就赶紧存银行，要不就塞砖缝里，那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时间太长，老是有一种危机感。现在好了，中国人富人，空前地有钱了，但为什么内需还比较难拉动?还是想存钱。钱多了，家庭矛盾就多了，身体垮了，无尽的欲望总是追着自己末路狂奔，幸福指数反而下降，这肯定不正常。表现在慈善事业上，就有一种普遍心态，出于救济的目的才向社会捐钱。这几年中国天灾频繁，大家纷纷解囊，就是赈灾性质的集体行善。但我最反感的是，他捐钱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数额要写在大支票上，还要排队上台，踮着脚高高举起让电视镜头扫到他，怕人家不知道。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丢人的事!在西方，救灾是政府的责任，而且大多依靠行政力量来完成，还有保险、基金会等机构的辅助，他们机制完善嘛。那么个人做什么呢?可以向基金会捐钱，向艺术机构捐物，个人更多的是参与公益活动。而且告诉你，他们捐钱捐物，捐赠方与受予方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里，总要求接受者表现出感恩之心，那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在西方你捐钱，他得审查你的财物是否干净，你还得居下临高。”
马未都引用了一句古话：“善与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你做了点善事，就迫不急待地让天下人知道，这就不是真善。还有一句话更狠：善欲人知便是恶，恶恐人知便是善。这里有辩征法!”
话音刚落，马未都像说书先生那样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人，与中国文化一起远行
马未都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们观复博物馆是目前唯一一家不靠政府拨款，而且能做到收支平衡的私立博物馆。”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及民办博物馆超过2000家，观复的制度建设与规范运作保证了它的业务运行与文化影响力对外辐射。
观复约有工作人员60人，每年的基本运营费用在七八百万元，收入主要来自三部分：门票收入占三分之一(每年观众5万左右)。其次是为民众提供多种服务，如讲座、文物鉴定、场地出租等，这些创收占收入的大部分。第三则是品牌输出，也就是开设地方馆。分馆属于地方全资拥有，支付观复品牌使用费。
前不久，观复文化基金会正式成立，博物馆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据马未都说，观复基金会是一个盈利不分配的机构，盈利多少都会用在博物馆的建设上。另一方面，它接受社会的捐赠，并借鉴国外同类艺术基金会的管理模式，打造自己的公益文化品牌，探索适合中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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