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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郁达:缘何要反抗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艺术霸权?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7-27 16:39:31 | 文章来源: 博宝艺术网

站在中国看世界或站在世界看中国,我们不要认为只有北京、上海或纽约、东京这些“中心”才能提供价值。在其它地方,比如云南、贵州,或是当年高更去的塔希提岛,我们仍然能够提供一种更自由的、更有魅力的艺术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从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艺术家和加批评家、策展人思考出来的。

在今天这样一个天下一家的背景下,至少在商业文化与艺术资本主义的层面上,全球已经是一体化了。所以在文化上,重新回到自己的归属地、日常生活和个人的身体感觉,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讲个体心性,绝对离不开这个原点。在文化多元的今天,如果说我们习惯以一种自认为是中心的方式来理解问题,进而把别人定义为边缘,然后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独大的话语,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具体到艺术家来说,其实有比进入美术馆或所谓被改造的“历史”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自由,不管是来自西南的艺术家还是北京的艺术家。自由才是他们从事艺术工作原初的出发点和动力,包括我们从事艺术批评和学术工作也是一样的。

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成长超乎我们的想象。它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性巨变的一个视觉见证,也包含几代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现代艺术对人心灵的解放起到一种关键作用,所以现代艺术本身也是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在这二十多年的成长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缺乏政治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批判。

我把当代艺术实践视为当代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其目的是要破除各种观念和体制的牢笼,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解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人性、更有尊严。我觉得中国社会所有的现代性诉求,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艺术的,都应该指向这样一个目标。应该说,中国当代艺术从对一元论和独断论的反抗,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这个过程是值得欣喜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落实到个体的启蒙和心灵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而是从意识形态反抗的一元化回归到艺术资本主义的一元化结构,它没有产生真正的多元格局和可以包容各种意见的公共空间。这就使当代艺术的自由探索和独立精神受到严重威胁。

古人讲“天道立秋”,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年纪多少会有一点怀旧和回顾的情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个体的启蒙也是自己完成的,这有别于五十年代和八零后两代人,前者是意识形态集体主义,后者是物质商业集体主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去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对艺术资本主义泡沫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回到学术与艺术的本位与原点,作为一个从事当代艺术批评或研究的人,就像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讲的,应该把学术当做一种志业。回到学术和批评的本行和本位,重新去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写作与研究,就是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应该去关注的本职工作,我们不应该去泛泛的谈论一些诸如“艺术市场”啦,或“经融危机”啦之类的经济学问题,去充当一个伪经济学家,这些都是不务正业夸大。

中国很大,相当于欧洲若干国家。如果中国和世界的很多地方很快,北京很快、上海很快、广州很快、纽约很快、东京很快,那就让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慢下来吧,慢又有什么不好呢?关键看你拿来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它还在建构中呢。我特别推崇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讲的多元价值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思想、感情,还是身体、感觉的层面上来讲都不可能一体化和“国际化”。

所以站在中国看世界或站在世界看中国,我们不要认为只有北京、上海或纽约、东京这些“中心”才能提供价值,当然,北京、上海、纽约、东京很重要,但在其它地方,比如云南、贵州,或是当年高更去的塔希提岛,我们仍然能够提供一种更自由的、更有魅力的艺术方式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从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艺术家和加批评家、策展人思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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