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在蓝天上的快乐的徐斌
木木 | 采访
这是蔡国强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的计划。第一次是 1999 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威尼斯收租院》，当时他请来了 1965 年《收租院》作者之一龙绪理和几位年轻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转为“看做雕塑”的艺术形式，在展览现场重塑当年的《收租院》。十年后，蔡国强以收藏者、策展人、艺术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出现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农民达·芬奇》展览中，展示他在民间发现的十位奇人。在展览的序言中蔡国强写道：“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
进入美术馆的一楼展厅，首先看到的是山东农民谭成年遇难的飞机残骸，这个装置既是农民冒险家的纪念碑，也提醒人们这些都是真实的。二楼展厅内，五十多个风筝，在风扇吹拂中，于空中轻轻飘扬，每只风筝上的投影都讲述一个农民发明家的故事，风筝形成了片片白云，似乎在传达农民们充满浪漫的理想。吴玉禄夫妇、两个儿子和儿媳，把三楼改造成一个机器人的生产空间，观众可以直接与他们交流，他们也可向观众表演他们的机器人。四五层是挑高中庭，在四楼空间里，悬浮着五艘湖北李玉明制造的潜水艇，空中悬挂了四架其他农民创造的飞机和直升机，小鸟在空间中飞翔鸣叫，地面种着绿草、开着鲜花，向上看去，玻璃天顶外，几只小飞碟与天空连成一片。来到美术馆隔壁宏大的中实洋行大厅前，安徽农民陶相礼用汽油桶焊接的潜水艇，在冰冻中潜伏，潜水艇入口处插的小白旗上投影着他试航潜水艇的影像。中实洋行大厅里，展示着蔡国强委托陶相礼制作的长二十公尺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内放映着前苏联导演史诗般的纪录影片《我们的世纪》，刻画了在辉煌的太空成就背后鲜为人知的挫折和个人牺牲的代价。银行的金库内则播放着罗马尼亚导演安德烈的纪录片《脱离现在时态》，叙说在 1991 到 1992 年间，苏联和平太空站里，太空人 Sergei Krikalev 和同伴们在太空站等待了十个月，而地球上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派他们上天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ArtWorld：为何如此关注农民？
蔡：我从这些农民身上看到了自己。我是在一个小城出生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具有民间色彩的文化对我有很大影响，从风水到中医，到现在为止我做的很多作品都是从民间来的。自从离开中国以后，我就很久没有注意到民间和农民了。在国外的时候，常常关注中美关系、国际关系那些比较容易看得到的点。奥运会的时候，从鸟巢开始施工挖地基到最后打扫整理，我和很多农民工在一起工作，从那时起我又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当然如何以农民为题材的想法是随着我六年来对农民作品的收藏而慢慢形成的。这次刚好有世博会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把这个作品完整地呈现。
ArtWorld：德国学者康拉德·克斯特林（Konrad Kstlin）曾经说过，民俗学或民俗是一个披肩毛毯，它可以让现代人愉快地看到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农民达·芬奇”想让“现代人”看到什么？
蔡：（笑）我看到的这些农民比我想象的好玩。他们在农民中可算是异类，但是当他们出了成绩以后，别人也就认为他们出类拔萃、异常聪明、有勇气或是有个人精神。个人精神很重要，在我们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以及现在的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是需要更多地看到个人的观点和行为。每个人可以做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农民做的很多东西，像飞机啊，还有潜艇什么的，很多飞不起来潜不下去，但他们对一个不大现实也不一定能实现的梦想努力追求的精神，是值得很多城里人学习的。
ArtWorld：非专业、非官方、自发的、有生命力的、直觉的、即兴的、不可复制的、与现实相对立的乌托邦……您觉得还有哪些要素与“民间”的本质相关？
蔡：还有一点是在风土气候、环境里面产生的一种自然美。还有就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能够经久不息地被大家作为一种文化所流传下去的那种东西。从民间里面你可以看到土地，可以闻到大地的气息，可以看到这些最后都变成人们生活的记忆片段，变成足以延续他们生活的力量。
ArtWorld：对农民来说，技术就是权力，而对艺术家来说，身份是另一种权力。展览中农民的技术与你艺术家的身份是怎样一种交错的关系？
蔡：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受到很多媒体的报道，有些人也多多少少成为明星一样的人物—那我跟他们的合作能带给他们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把他们带入到认真的社会议题中，展现农民在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受过的挫折、苦难，或者是他们的贡献、某种光荣吧。
我对他们的关注和以前报道他们的那种猎奇式报道是不一样的。当我看到像《北京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官方大报也在大篇幅地报道这个展览，谈这些农民所做的事情之后，我就想我正在做的事情也许有用，而不仅是人们去看农民怎么做飞机，或者是蔡国强如何把那个大飞机挂在那里，又有多好看。
《农民达·芬奇》中我提到的三个口号，“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飞起来”还有“农民，让城市更美好”，尤其是第三个议题和现在我们提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相对应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直面上海世博会的议题，“农民，让城市更美好”则可以说是面对全国的现代化进程所说的一句话。
ArtWorld：我很好奇的是，当这些发明家知道自己的作品将进入到“艺术”领域，进入到您的个展时—他们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几位农民发明家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事的？
蔡：我曾问过农民：“你觉得你这个作品是艺术品吗？”有的农民的回答就很诚实，说：“我认为我在做模型的时候比较像艺术品，做成了以后不是艺术品，是产品。”因为农民他自己是想做有目的、有功能的东西，另外他知道艺术家做的东西是不会飞的。那我也会问：“你有时候会感到自己是个艺术家吗？”他回答说：“没有，不会。”他们感到自己更是科学家，是幻想家，在探究真理，在探究一种机械和摆脱重力的可能性。我则是从艺术的角度看到他们与艺术共通的创造力—明知不可为而为。
王强在自己的飞机内
民间“飞碟狂人”杜文达的“飞碟基地”
ArtWorld：展览中有农民制造的飞机从来没有飞上过天，但您认为这不重要，那您的这类选择是因为你所呈现的民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民间吗？选择这种理想主义的民间时会不会也反证了作为艺术家的您对于民间所持有的浪漫主义态度呢？
蔡：我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做的东西大都是无用的。远古时代，人类辛辛苦苦去打猎，和动物搏斗，有些人会用红土和动物的血在墙上画东西，这有用吗？但是我们正是通过前人留下的无用的东西才能看到每个时代的美学和感情，才能了解他们的彷徨、他们的理想。农民的飞机就算飞不起来，也能被其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感动，艺术本来就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嘛。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飞机要飞起来还不容易，要造一个飞行器还不容易吗？但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勇气和理想，去让心飞起来、让自己的精神飞起来，这样才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