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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和环境都是中国式的
在徐冰的原计划中，制作这两只凤凰，只需要两个月。可他毕竟离开中国太久，如此庞大的作品，涉及庞杂的工程，牵扯各个领域，两个月只够用来做准备活动。
接着北京奥运会来了，所有工地必须无条件停工，当巨大的建筑工地暂时休克，排泄物又从何谈起——所以说，不光是灵感，就连困难都是中国式的。徐冰只能等待，或者去外地购买建筑废料。
从2008年初，徐冰一直扎在北京东郊的一间大工厂里为凤凰选择零件，修修改改，最终确定了凤凰的头是一台挖土机，凤冠是一串安全帽，翎毛是一把把拼起来的铁锹，身上披了红白蓝的工地围栏布……
“我觉得核心的感觉应该是中国的，很土的方法。”徐冰说，“用现成物做作品并不新，但是中国艺术家与西方人对待物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对待物的态度是物尽其用的，其实是农民式的。”
无论凤凰抑或建筑废料，材料本身的符号性都过于强大，徐冰在工厂里使劲对抗着，想办法把符号性化为己用。“一旦让符号性为自己服务了，能控制它了，作品就会变得很强。”徐冰说。他在工厂里拧巴自己的时候，还要顾及学校，他毕竟不再是那个身份单一的“独立艺术家”，他还是一个教师、一个副院长、一个被教育部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
徐冰坦陈，做“凤凰”本质上属于下班后的私活。
两年前，他上任之初，曾表达过对艺术教育的看法，认为“将当代艺术和学院教育对立起来的教师和艺术家都是没出息的”，他也看重基本功，希望能够为本科生带基础课，而且认为无所谓体制与否，“谁又不在一个体制中呢？”
所以这两年中，他把时间切成两块：私人时间做“凤凰”，上班时间忙行政。“我手机24小时开着。”徐冰说。他虽然不用坐班，但要经常开会，他分管学术，是学院的二把手，哪个会议能不参加？另外，他还要负责做展览，央美美术馆的重要展览几乎都有徐冰的策划痕迹，比如2009年底开始的《素描六十年》，他就十分看重；有时还有“政治任务”，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由徐冰主抓。对于一个独立艺术家来说，这有些尴尬，但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自己的解释，“为中国造型，是中央美院的传统。”
“我的本事就是紧紧抓住这个时代”
计划中的两个月，在现实中被拉长到两年。两年后，凤凰终于完工。2008年和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跌宕起伏。两只凤凰不可避免地被附加了意义，比如最直观的涅与重生。
对于这些徐冰也都认可，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最信奉的还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他知道，这个阴魂不散的句子已经成为了让人厌烦的意识形态式的说教，但是“我真这么觉得”。
上世纪80年代制作作品《天书》也是因为弥漫全国的文化热，他用那样的方式与现实对接，20年后，面对中国的奇异、怪诞和膨胀，徐冰选择了这两只大鸟，同样指向现实。“我的本事就是紧紧抓住这个时代。”徐冰说。这话正面听起来有些猖狂和中庸的混杂味道，但细想起来却也坦诚。他说，时代进入现代，他就成为现代艺术家；时代进入当代他就成为当代艺术家；时代让他在国外生活18年，他就成为国际艺术家；时代把他甩回国内，而中国当下又成为最有实验色彩的地方，他就成为了最实验的艺术家。
“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分就是，我回到中国，从中国的材料、环境和文化的上下文因素中，获取了新的灵感，创作了新的东西。”徐冰说。到目前为止，他认为自己回到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纽约前卫艺术圈的徐冰已经可以预判将来会发生的一切。纽约确实仍是世界的核心，但只不过生活有些趋于凝固;而中国不同，这里有可能发生任何事，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潜伏着随时会爆炸的可能性。
徐冰愿意在这里，从实际层面上说，“这么大的东西在国外可不好做”，从更大的空间来讲，这里有空间以供挥霍，这里仍是个试验场，一切远未结束。
两年前，徐冰上任之初，外界有欢呼也有担心。担心的是一个先锋艺术家与传统行政体系的磕绊，欢呼者觉得当代性和新血终于被引入了学院。现在看来，两者都错了。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徐冰与美院似乎互相借力，他如今是美院新形象的代言人，有大批西方艺术家、教授、策展人愿意因他到央美看一看；而至于把当代性引入传统学院，在徐冰看来更是外行瞎琢磨，“不是说当代性必须从外面引入，美院本身就有这种当代性。美院在慢慢变化。”徐冰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什么改变的。”
人们曾经固执地认为学院为庙堂，当代艺术圈子是江湖，但现在看看，对二者的定位互换一下也未尝不可。无论怎样，回国两年的徐冰低调、矜持，却成功地玩转于两界。他在做先锋作品的同时仍愿意看重素描这些老掉牙的基本功；他愿意整理美院老先生们留下的历史，也乐于参加时尚派对，比如与Google合作的“当艺术邂逅技术”；他愿意把名字与众多艺术大腕并列，也愿意与李陀、贾樟柯做跨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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