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

门头沟的坡路蜿蜒进山，越来越陡峭，一直爬至谷中山腰处一所石头砌成的居所，有茂林青蒿掩隐。由庭院返身眺望，山下一汪湖水泛着氤氲，缓缓地隔开来时穿过的市井喧嚣。张仃先生居此，时有登门者求见，或叹其衣食简朴、步履生风，或叹其篆书愈发力透纸背、气度雍容。但先生不在乎来者说什么，或因年高耳背，似乎客厅里所有谈论都与他无关，每天就着窗户洒进的阳光读书、写字或抽抽烟斗，心境淡泊，纯然如返朴归真的童子。

张仃先生曾被形容像一只老鹰，令我想起电视《探索》栏目中飞禽之王高傲的巡视和迅猛的出击。但我认为张仃先生更像一位不打正面遭遇战的特种兵：他从“一点之美”出发，先研究分散的目标，实行各个击破，然后由点至面，待条件成熟时才一举进攻重大营垒。例如他在国统区的抗战漫画——一种有力的游击武器，其有效性不亚于一个兵团的攻击；例如后来研究民间艺术，研究西方现代派，均属重个案研究以获取精华的战术。我认为大凡早经延安洗礼的左翼青年，都是后来实行迂回战术的高手。1949年以后中国需要重振形象，行典仪之治，张仃先生便作国徽设计，开国大典邮票设计，还有反映新中国成就的展览设计，以及后来色彩绚丽的机场壁画、装饰画和壁挂等等。从70年代起，张仃先生便集中精力返身专攻那个延续了上千年传统的山水画大本营，最终成就其法无定相、气概成章的焦墨山水。

张仃焦墨写生《黔西行》

唐宋以来的山水画几经研习，由董其昌归类，至“四王”已成高度概括的符号体系，且为后继文人回旋于儒道之间的看家本领。故历来山水画与治国之术一样，不断被悉心总结，遂成套路，一旦奉为圭臬便难以偏离。20世纪初的陈独秀、徐悲鸿等人认为中国画至此已丧失表意自然灵性的功能，遂用西画的光影法改造之，随后林风眠一路也用后印象派的构成法调和之。张仃先生起步虽晚却独辟蹊径，试图以写生来还原这一符号体系的生态属性。

写生是一种此在的观看。套用笛卡儿的话，属“我看故我在”的西画模式，即以一个固定视点来定视框，将物象转换为框定对象，再将其摹写于画面。故写生有时效性，重物像此在的生动详实，若有科技的摄影助之，便可将“客观”一网打尽。而中国山水画传统则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式来观看广袤深远的自然，以求“澄怀观道”。相对而言，山水画的“胸有丘壑”是一种流动的观看，“搜尽奇峰打草稿” 概为默记的心稿，而自然中详实鲜活的生动性或光影细节则势必有所忽略疏漏，这本源自东西方两种观看模式的不同。再看张仃先生的画作，署名皆用“它山”，意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哪家的山石来琢何种的玉？张仃先生一直往返吐纳于传统与“摩登”之间， “城隍庙与毕加索”之间：一方面，先生借写生观物取象，遍游大江南北，心得目击之妙，便当场写于毫端，用他自谦的话说，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红”。1954年张仃、李可染等在北海公园举办首次水墨写生画展，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突破。另一方面，虽说先生的画出自写生，但又不受西画成法的羁绊：他往往在一个定点上，在90-180度的半径之内，摇镜头似的将景象收入长卷，而当景象较近，或影响视线，便采用搬家的办法，换两三个视点来完成，他说如此写生便像神仙一般，手执赶山鞭就可以随意搬迁山水，令人酣畅。在此，写生亦即创作，有取舍，有改造，名为对景写生，实为以意造景，让情感进入，连贯、生动，一气呵成。因此，张仃先生十分清楚“它山之石”是为用，“玉”是为体，这“玉”就是建立在艺术本体之上属于自己的形式语言。他坚持长年写生以讨素材的鲜活，同时又不放弃以书入画的笔墨传统，并视之为中国画的生命底线。故张仃先生无论是表现崇山峻岭、田野农家，还是小桥流水、廊榭亭阁，其画风的高古淳朴均来自于他长期坚持不懈的书道实践，特别是在古树或野枝的勾勒刻画上，我以为是线走龙蛇而出神入化之典范。

张仃先生年近花甲始用焦墨。中国画的墨分五色是以含水性的多寡控制为基础的，焦墨曾被誉为五色之首，为渴笔散锋之墨，能使线条起沙，解物象于斑驳陆离。焦墨的使用意味着对水性的绝对控制，意味着将晕染的恣意压缩于腕指之间，而笔法则不得不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明清以来只有程邃、黄宾虹尝试焦墨，但先生晚年何以独取焦墨？我想，这些焦墨山水是他在文革之后画出来的，在笔墨和对象的选择上自然寄托了人生的理想，至少也包含了一种对骨法用笔的执着。他曾经私下给朋友说，从此再也不用色彩，甚至厌恶色彩，在用墨上也最终选择了至简至纯。或许，他要以焦墨来扫荡一切水性的谵妄并以此捍卫线的活力，让骨法用笔升华为生命人格百折不挠的符号表征，用黄宾虹的话说，焦墨的最高境界为“干裂秋风，润含春雨”，愈苍劲而愈显气韵华滋。在审美的层面上，我想张仃先生对墨色长达三十多年的“控制”背后，一定隐藏着他对中国艺术“重线”这一伟大传统的痴迷，而这种痴迷的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他作为大艺术家知白守黑、素以为绚的人生哲理。

素以为绚是一种大美的选择。张仃先生的艺术，就是从一点之美到触类旁通，从绚丽多彩再复归单纯的生命轨迹，它所彰显的精神魅力仍将深深地吸引诸多后学。

文/包林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