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74年，徐冰在花盆公社。
1972 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23 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划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给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男知青干一天记10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10 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分，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烟，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烟。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烟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得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 “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帆。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树，是村里的一点副业。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队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再者是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我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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