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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彦:地域性?现代性?当代性——作为文化本土化个案的“四川画派”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8-04 10:19:07 | 文章来源: 世界艺术

中国油画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上世纪70年代末崛起于西南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更是异军突起,涌现出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多位大家,几乎占据了现代中国油画界的半壁江山。近年来,立足于传承发展的四川美术学院以创新的姿态又一次在中国艺术界显露锋芒。2007年6月30至8月20日举办的《1976-2006乡土现代性到都市乌托邦:“四川画派”学术回顾展》,全面展示和总结了川美油画三十年中的创作成就。

《1976-2006乡土现代性到城市乌托邦:“四川画派”学术回顾展》6月30日至8月20在北京展出。罗中立、张晓刚、叶永青、钟飙等87位艺术家的130余幅作品参展。

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油画(主要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为代表)在“伤痕”和“乡土”时期出现了一批影响中国画坛的艺术家,由于他们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的某种相似性被理念界统称为“四川画派”。四川油画领域曾出现过两个创作高峰,一个便是“四川画派”时期,时间大致是在1979年到1984年间,以高小华、程丛林、何多苓、罗中立等为代表,创作了《为什么》、《1968年X月X日·雪》、《春风已经苏醒》、《父亲》等一批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另一个高峰大致从1993年开始,在其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四川美院出现了一种与“伤痕”、“乡土”迥然不同的创作模式,这主要以“中国经验展”和“陌生情景展”为标志,以张晓刚、叶永青、忻海洲、钟飙等艺术家开始注重作品对本土文化“中国经验”的表达,以及对都市文化和个人生存体验的“陌生”化表现。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美院的创作主要围绕着农村的现代化和“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展开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则向“都市化”和对“都市人格”的表现方向拓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土绘画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则置身与一个全球化的现代都市语境中。尽管90年代以后的四川油画在艺术风格、文化取向、意义表现等诸多方面已不同于80年代初的“四川画派”,但其内在的发展脉络却是一致的。同样,从文革结束后,如果要从四川新时期油画创作中找一个起点的话,那无疑便是“四川画派”时期的乡土绘画了。

当然,“四川画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进入了艺术史,而是它形成了自身的人文传统:立足现实,关注社会,敏感当代文化的发展倾向,注重艺术的个体实验和前卫精神,将艺术的道义感、责任感放在首位。不管是早期的“伤痕美术”、“野草画会”、“乡土绘画”、“新具象”、“西南艺术研究群体”,还是9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展览,如“中国经验”、“陌生情景”、“都市人格”等,四川油画都能紧随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到“现代化中国”到“国际化中国”的发展进程,并以艺术创作来言说和思考当下的社会、文化问题。尽管90年代以来的四川油画在艺术风格、文化观念、表达模式等诸多方面都与80年代的“乡土绘画”拉开了距离,但其内在的脉络却是一致的,都密切地围绕着文化的地域性、现代性和当代性展开。总体而言,一方面,四川的艺术总与西南的生存经验和文化传统密切相联,具有浓郁的人文意识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另一方面,四川的艺术家敏感现实,强调自我体验,注重个性表达,其作品都与当代社会、文化境遇休戚相关。同时,大约在2000以后,随着四川年轻一代艺术家逐渐走向成熟,四川油画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显然,不管是从一个群体、一种现象,还是从艺术运动、美术思潮的角度入手,四川油画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为了较为全面的呈现四川油画过去30年间的发展脉络,梳理四川油画在各个时期出现的艺术现象,展览分为了十个专题。各个专题将是一个个典型的个案,通过对“四川画派”传承、发展、超越过程地梳理和研究,去探讨地域性与国际性、本土性与现代性、当代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四川画派”的内部发展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文革后现代艺术如何立足于中国的文化现实,建构一种本土化的艺术发展之路的。

专题一 文革后美术:文化复苏与时代转型(1976-1979)

在新时期推动四川油画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四川美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77年恢复高考,四川美院招收了大量学生,罗中立、高小华、程丛林、何多苓、王川、王亥等77级、78级学生成为其后“伤痕美术”和“四川画派”的主将。在逐步走向正规化的同时,美院在教学、创作、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专题二 伤痕美术:反思文革与思想解放(1979-1981)

1978年至1979年的政治改革,为思想解放、反思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机遇。以高小华、程丛林为代表的“伤痕美术”表征着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这种带有强烈批判意识和伤感情绪的创作,标志着不同于文革美术创作模式的形成。“伤痕”美术先后呈现出两种创作状态,一类是以高小华、程丛林为代表的“反思文革”,另一类是以王川、何多苓为代表的“知青题材”。前者重在于反思“文革”,还原历史的真实,呼唤人道主义的精神;后者强化个人视角,忠于自我的内心体验,言说知青时代的“集体记忆”。值得一提的是,“知青题材”是四川“伤痕”美术向“乡土”绘画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从“反思”到“忧伤”,再转向对朴质乡土生活的歌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

专题三 野草画展:重庆自发的民间现代艺术展(1980)

在“伤痕”和“乡土”崛起之际,“野草画会”作为重庆首次自发性的民间现代艺术组织,打破了僵化、教条的传统艺术动作机制,成为新时期四川艺术的转折点。

1980年,“野草画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举行了第一次展览,参展者主要为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及重庆地区的艺术家和美术工作者,这些作品流露出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真诚的情感表现不仅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也受到当时《美术》杂志的关注。1981年“野草画会”正式成立,首批会员有80余人。

由于各种原因,“野草画会”于1982年底解散,但它对四川艺术家产生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更为重要的是,“野草”体现出一种艺术和文化上的前卫性,并成为推动四川现代艺术向前发展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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