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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书》：用现有标识写成的书
解说：1990年，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35岁的徐冰作为荣誉艺术家去了美国。在新的文化环境里，徐冰又开始对各种标识符号做起了文章，2003年，与《天书》相对应的《地书》诞生了。
许戈辉：《地书》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徐冰：地书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我当时就是在一个口香糖的一个，包装纸上看到了三个小图，这三个小图，第一个小图就是一个嘴唇旁边一个红点，就是意思说是这个口香糖吃完了，以后那个胶状物出来以后。第二张小图就是一个包装纸一个小纸，然后那个东西放在那上头。第三个小图就是一个人回收那个，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么三个小图。我当时看了这个我觉得有意思，是因为我认为它用三个小图讲了一个故事，后来我当时想，它可以用三个小图讲一个故事，那为什么不可以我用无数的图，来写一篇长篇小说，我我觉得从道理上讲是说得通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收集那个，这个各种标识，包括这个指示牌啊包括路标啊，包括这些什么各种符号。
许戈辉：前前后后多长时间，收集了多少?
徐冰：其实这个开始差不多是四五年以前就开始了，到现在还是在收集，因为事实上我后来发现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工作，因为你不可能完，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标识的出现，在网络上在各种各样的什么商业广告上等等，它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这个作品呢，后来我就开始写，用这标识的语言在写这个书，我们从来不自己创造，就是我自己编一个符号。我们从来不。
许戈辉：你用的全是现有的?
徐冰：用的全是现有的和收集来的。因为收集来的东西，我认为它带有语言的种子的性质，是它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和已被使用的，我认为你人为制造的东西呢，其实它不带有一种普遍的这种可识别性。
徐冰：我的书让知识分子不舒服
许戈辉：你有没有做过实验，就比如说给一个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来看你这个用标识写出的书，和一个初级水平的小朋友来看，他们确实是都读懂了吗?
徐冰：那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个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有时候呢读起来是越费劲。为什么呢?
许戈辉：不应该啊，他至少是见多识广啊应该。
徐冰：对，但是呢他的这种文化的概念太强，就是他文化的这种阅读的这种概念太强。
许戈辉：他不直观了。
徐冰：他不直观了。但是孩子呢，其实读这些东西其实读得特别快，是因为什么呢，孩子他没有一个固有的一个，阅读方式和概念，他反倒读得特别快，这有点像《天书》你知道吧，其实《天书》，也不说《天书》，就是说我的作品其实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对知识分子总有一点挑战性，或者说让知识分子总有一点不舒服，是因为这个知识分子他这个，文化概念的固有概念太强。
解说：2008年1月8日，徐冰受聘回国，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一职，从此结束了他长达18年的“纽约客”生活，然而，已经功成名就、名利两丰的徐冰为何会放弃独立艺术家的身份，转而去做一个管理者，这令很多人难以理解。
许戈辉：那你为什么要回来?
徐冰：为什么回来，其实没有什么计划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其实在西方呆了有18年，我觉得我在西方要做的事情，其实我差不多做了，因为去西方呢当时出国的目的，就是想把现代艺术是怎么回事给搞清楚，因为咱们都不知道这个现代艺术怎么回事，而且为什么就这么难，我有点不太信似的，所以我就出国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而且要去试一试，但是最后在那参与多了以后呢，你对这个系统就有你的很多的看法，特别是你来自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你会对这个系统的弊病更敏感，比如说我回美术学院，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考虑了，因为实际上你考虑很多东西，它不是说我今天缺了时间，我少画了一张画，它不是这么狭隘的，再一个呢，事实上呢你要真的了解中国，和让你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新的一种现象有所认识，你必须要有一种真正的参与，要我说真正对中国的未来，和对中国的现实了解最深的人，其实未必是这些理论家，或者说这些经济学家，有时候有可能就是这个农民企业家，和真正在中国实际的这种内在运作之中的这些人。
徐冰：搬到这块主要是为了做这两只很大，这种凤凰。一个凤一个凰。
许戈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是自己的创作还是一个命题作文
徐冰：实际上是为一个大厦做的，我其实对这个作品有点满意，是因为它差不多是我回中国以后的一种，在中国这个现实中所获取的一种感受的结果。这个作品其实本来计划的是，在晚上的一个时间段呢，那个大厦的上面的灯会暗下来，在那个暗下来的同时呢，它这个灯呢会，藏在这个凤凰中的很多的小的LED灯呢会亮起来，现在这个灯呢是一个实验的效果。
许戈辉：这样它如果要是悬置在一个黑暗的背景下，就有点像我们看的星空里边那个星座和星相是吧?
徐冰：对，这个算什么，算一个凤凰星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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