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栋 2006年硕士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2006-2007年任教于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2007-2008年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学术部主管；2008-2009年任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兼展览部主任。2002年开始涉足当代艺术领域，一直致力于艺术史论研究、批评写作与展览策划。
商报：语言学转向、文化政治转向是当代艺术基本的理论及思想背景，而 “图像转向”的出现则打开了新的理论方向。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来说，这三个“转向”也是无法绕过去的理论问题。近几年，您也对这三个“转向”进行了深入研究，请问您如何理解语言学转向、文化政治转向与图像转向的要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鲍栋：实际上，语言学转向是用来描述上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变化的。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逻辑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研究、马丁·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关注等，这些都是相关的。因此，将上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史的整体变化称为语言学转向。
但是，语言属于抽象系统范畴，即便将语言系统分析得很透彻，并不能得出语意是什么。因为语意取决于语境，说话者是谁。我们可以把一幅作品想象为一句话，语言的用法，要从结构分析转向对话语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文化政治转向，社会语意中的话语问题被描述出来了。
图像转向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语言转向通常将作品、社会比做文本，但是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图像研究者发现，语言学模式压抑了图像，图像转向必须对语言学进行修正和调整。因此，语言学转向、文化政治转向与图像转向，是建设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中需要搞清的问题。
商报：如今提到“批评”这个词，很多人都将它与艺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您曾经提到“批评最终不是为艺术服务的”，您如何理解艺术批评？
鲍栋：我认为批评不是功利的，批评是一种自我反省，建立自我的思想价值体系。例如艺术批评家的文章，本身就是思想文本，因此文章的内容并不需要建立在作品上才能成立。良好的批评实践，应该成为思想侧面的体现。同时，批评家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诉求，如果没有，批评就变成一种夸夸其谈。
商报：目前中国的年轻批评家，在数量上非常庞大，眼界开阔，但是在学术上似乎并不全面，您认为年轻批评家们是否已经形成新的趋势和方向？
鲍栋：我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产生像克莱蒙特·格林伯格、罗杰·弗莱这样能够确定一个批评理论学派的人物。从现象上看，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可能从教育背景上更加全面，同时由于近几年网络的发展，他们对资料的阅读更广，理论资源更丰富。但是，年龄和介入程度上的差距，使得年轻批评家们不如上一代批评家们全面。
另外，我觉得批评家一定要有自己一贯的立场，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并且应该形成一个讨论氛围，批评家内部要有论域，对于学术问题，相互之间进行争论、辩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非常需要这样的论域空间。
商报：在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中，赋予了大量的哲学思考，对于这样的作品，大多数公众表示不能理解作品的寓意，您认为艺术家、批评家、评论家是否应该对艺术作品进行更多的解读？
鲍栋：我认为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当代艺术包含很多类别，有些艺术作品是面对公众的，因为作品的目的就是影响公众。例如赵半狄，现在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通俗，甚至娱乐化，这是他的一种艺术手法。但是，有些艺术家则要躲起来，认为公众理解了反而不好。
同时，对于艺术家来说，首先面对的还是自己的画面。中国艺术从现实主义一下进入到后现代主义，没有经历过现代主义阶段，而现代主义是在建立艺术家的自主性，例如梵高、塞尚等，他们是为自己画画，公众可以不理解他们的作品，如果想了解首先要了解这位艺术家，这样艺术家才有价值。艺术家并不是社会的宠儿，他们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公众可以不接受他，我们要给这样的艺术家、这样的作品存在的权利就可以了。
商报：目前很多艺术家都会在作品中赋予情感，力求打动观众，您如何看待当代艺术作品中的情感？
鲍栋：情感是典型的表现主义或浪漫主义手法，将艺术家内在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理论模式。但是，我认为成功的艺术家应该是在平静中让观众体会出情感，而不是首先将自己搞得很痛苦。现在的很多艺术作品很“透明”，通过画面直接能看到情感，这是有问题的。公众似乎喜欢讨论艺术家是否真诚，但实际上作品是作品，艺术家是艺术家，有些作品是要打动人的，但有些则不用，例如极少主义作品，它需要打动的是理解它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