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木志雄-装置
鲍栋 “意派”：最后的文化保守主义
鲍栋先生指出“意派”的“出发点、视野和雄心，并不能自动转换为理论与思想的价值，”还需经受更多的检验。
他认为“意派”明确针对再现论，虽矫枉但过正。他认为反映论、再现论、主客观二元论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应该明确，严格区分，以避免艺术文本的泛概念化。而对“意派”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立点，他认为高名潞先生是含糊的，“‘意派’是对一直存在的艺术现象的批评总结呢，还是一个纯粹的批评理论建构？”，没有明确其本身的意义。在今天多元共生的状态下，“意派”是否能够作为艺术好坏的标准？能不能形成一种判断，还需要商榷研究。
鲍栋先生认为在西方哲学的体系中，再现论的矛盾和死结已经解开，“意派”作为区分西方美学与东方美学的一种理论建构，反对“再现论”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他认为，高名潞先生转述了各种理论，但没有解决各理论之间的视界交叉，相对于理论已有的理论进展来说，“‘意派’是滞后的，它并没有超越已有的理论视野。”
他认为，“意派”理论具有有一种潜在的理想化色彩，是在用一种东方理论去表述不同于西方理论之外的中国，这种是掺杂了一种后殖民心态对名族文化身份的“差异化定义”，是一种要区别于西方的文化差异，但这种差异由不得不去寻求西方理论的支持，以获得西方的认同和理解。
牛见春无皮之毛——“意派”理论的双向缺失
牛见春先生认为高名潞先生的“意派”是无皮之毛，是一个空中楼阁，只存在于其构建者的想象中。
他认为从“意派”的源头去论证，“意派”缺乏理论的独创性，虽然高先生一再强调“意派”理论的主旨不是复古，但是这个“意”的结构中却全都是古典美学的主张。这一点是无法否决的。从“意派”所涉及的古典美学和现代艺术的概念上，“意派”是混杂的，他认为“高先生持此以衡三十年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实际上是否定了现代艺术在美学方向上的多重努力。”
从现实的境况和责任出发，他认为“意派”没有现实的艺术实况可资印证。因为艺术一直都是存在目的性的，它本身具有社会属性，这一点不可避免。高名潞先生主张“艺术为艺术”的纯艺术形式的犬儒主义，在自我理论建构上毫无新意，其理论内核只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贯习气，“意派”排斥艺术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文化活动的现实责任，本身是对社会属性的疏离与逃避。
吴味 “意派”——玄学文化的“妄想症”
吴味先生在其文中首先从理论原理角度指出高名潞的“意派”就是中国古典“意学”，他认为无论是原理来源、还是用西方当代艺术理论重新解读以及作品实例印证等方面，意派都没有改变古典“意学”的“意”的成分、结构、性质、特点、意义指涉和产生机制等；其次他认为从现代科学系统论角度而言，“意派”不仅无法超越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也无法超越中国古典美学，“意派”是玄学的混沌论，不是现代科学的系统论，其“整一”不是系统论的“综合”，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都具有现代科学系统论的趋势，“意派”用西方当代艺术理论重新解读中国古典“意学”实际上是一种玄学附会，它没有改变“意派”的玄学性质；最后他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认为“意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俄狄浦斯情结”所致的玄学文化“妄想症”，并分析了这种“妄想症”的发病因素以及长期性、多发性和多样性，提出了立足现实问题的新文化创造的途径。
程美信批判“意派”学说及其三元论
程美信先生曾以《质疑高名潞“意派”体系》专文，对此进行过一番分析批评。在这次撰文中，他认为高名潞先生并没有将“二元论”的理论性质搞清楚，作为“意派”理论创始人的高名潞先生，在不同的场所及文章中都声称“意派”三元论打破了二元论的局限性，并创立了21世纪新思维以及中国美学体系，这种豪言壮语显然有失学术严肃性。
他认为从二元论的理论实质角度讲，现代科学的实证体系下的二元本体论是失败的，更别说打破了二元论或者建立了三元论的世纪思维，因此，高名潞先生是陷入了“将错就错”的巨大误区。即使假设“意派”三元论可以成立的，那么从哲学和玄学的角度讲，二元本体论自身便是个伪命题，那么，以传统哲学来解释高名潞的“意派”三元论，已是极为牵强，更不要说其合理性和统一性，其内在的关系就是一种原始的关系。
在当代社会多元主义的人文本体中，他认为中国艺术理论界呈现的多元主义是庸俗化的泛滥，而且多元主义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演变为伪多元主义，这时候却强调专制权力与民族传统的“一统性”，即对外是“多元主义”、对内则是“大一统主义”的“意派”理论是自相矛盾，其危险性是误导他人，还纵容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主义与集权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