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绍君 (1939-2026)
2026年1月19日13时30分,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郎绍君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7岁。郎绍君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6年1月23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郎绍君1939年出生于河北定州。1961年,他从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院工作。他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等职。2018年,他荣获“吴作人艺术奖·艺术史论奖”。这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旗帜人物,用他毕生的学术耕耘,重塑了人们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认知方式。
治学理念:史论结合与古今融汇
郎绍君先生的治学方法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领域。他倡导的“史论结合、古今融汇”治学方法,至今仍是后辈学者的治学准则。他强调艺术史研究必须具备对艺术作品直接触达的感知能力,注重对艺术作品的审读能力、读画能力和感知能力。他形象地比喻道,做研究要“尽精微而致广大”,既要能看清“苍蝇的翅膀”,又要能从翅膀中看见“广大的宇宙”。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郎绍君始终强调以小的切入口见大的问题与构成。他要求深入研究文献考辨,从材料中进去,从材料中出来。他认为方法不应是研究预设的一部分,而应“自然而然地综合各种方法”,从问题出发而非从既定方法出发。
学术贡献:确立近现代美术史学科地位
郎绍君先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确立了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地位。回首往昔,当年报考研究生时,几乎找不到系统的近现代美术史资料。
他通过历史学的方法论建构,使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从一个现场的谈论对象,转变为一个认知对象。他提出的“历史的遮蔽与去遮蔽”方法论成为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基础路径。他认为“遮蔽”不仅包括因遗忘需要重新挖掘的情况,还存在一种反向的遮蔽——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有意掩盖某些重要经历。
在20世纪80年代,郎绍君提出了“立交桥理论”阐释学术多元化理念,“对传统的再认识”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理解传统,“重建精英艺术”体现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他首次提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近现代四位大师的说法,重塑了对中国现代美术格局的认知。

郎绍君先生在书房
著作等身:构建学术研究典范
郎绍君先生治学严谨,成就卓著。他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严谨的考据精神,深入钻研20世纪中国美术的历史脉络,既构建宏观的史论体系,又精研微观的个案。他所著《齐白石的世界》荣获首届文化部学术研究成果一等奖,以详实的史料与独到的见解,为艺术家个案研究树立了典范。他耗时主编的12卷本《齐白石全集》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工程,是首部近乎完整收录齐白石书画、篆刻及诗文的系统图录。他的《中国书画鉴赏词典》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陆俨少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20世纪中国美术文献》等鸿篇巨制,为学界提供了权威的史料支撑与研究范式。
20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探问集——20世纪中国画学研究》成为他对自己在中国画学研究上的总结。在为这部著作选择书名时,先生谦逊地说:“‘画学研究’四字有点担不起”。
艺术批评:独立品格与批评精神
郎绍君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先驱与引领者。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以锐利的学术锋芒与独立的批判精神,投身于现代水墨的批评与反思,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
在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张仃呼吁“守住底线”的论争中,郎绍君发表的《笔墨论稿》被评价为“最为深刻、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他发起并参与首届美术批评家提名展,以现场批评的方式推动“笔墨反思”等核心议题的深入探讨,使美术批评真正成为联结创作与学术的纽带。
先生的批评从不阿谀奉承,始终秉持学术的真诚,坚守真理与原则,敢于直言。他的学生回忆道,他常教导“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不要滥用形容词”,他那简洁、平实、质朴的文风,正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人格风范:淡泊名利与提携后学
郎绍君先生不仅以其学术成就著称,也以其高尚人格受到广泛尊敬。他淡泊名利、坚持真理的道德品格,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值得永远铭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发布的讣闻称:先生德高望重,其磊落的品格与强大的人格力量,是学界公认的精神楷模。他平易近人、不图虚名,以质朴纯粹的言行,为后辈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双重典范。
作为导师,郎绍君先生量身施教,以学生的性格特点、前期积累和兴趣追求等为基础,鼓励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的发扬。他常与弟子们畅聊宇宙人生,兴味到处,爽朗风趣之言笑频发。心绪清静之际,则展纸染毫,以书画寄托怀抱。正如苏轼所言“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郎绍君先生的人生与学问,恰是“淡泊者乃能发豪猛”的生动体现。
郎绍君先生的一生,是一位学者以沉潜的学术研究、敏锐的理论思辨和坚定的批评立场,守护中国画学文脉、推进其现代转型的完整写照。正如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所言:“在美术史论研究领域,郎绍君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典范、一个标杆。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这一领域,郎先生文章的体例、文风乃至思考方式,都对我们产生了立体而带有温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