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设计师杨毅斌（受访者供图）
用巧克力豆、积木、透闪石，和立体的甲骨文字以沙盘的形式来解构中国的早期文明，这是设计师杨毅斌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的现场进行的尝试。其中一个是在殷墟基础上的还原：一个煞白的雪天，黑色的甲骨文行走于其间。男人在放羊，孩子在嬉戏，老人默默地扫着门前的雪，甲骨文中的“羊”、“鸟”、“门”被放回它们本应在的位置，三千年前最普通的那个傍晚，在这个展厅里，突然变得没有那么遥远。
杨毅斌把甲骨文立体化，构成三千年前的生活画面。（受访者供图）
作为这次展览的展陈空间及艺术品设计师 ，杨毅斌总想在这个极为典型的传统文博展览里做一些“出圈”的设计。他用18种颜色的巧克力豆还原了二里头文化里的遗址区、生活区、宫殿区……希望告诉观众历史是甜的；用AI辅助创作并制成的青铜版的电脑、银行卡、奶瓶雕塑，与400多件文物对话；用“立体光雕”的形式创作三星堆主题的沉浸式空间……
展览的入口立着三座巨型的考古面具雕塑：良渚、殷墟和三星堆的文化代表在这里对视。杨毅斌将面具的眼睛改成了镜子，观众在看历史的同时，也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是一场关于历史的实验，也是杨毅斌对于传统文博展陈设计的一次“挑战”。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览“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现场
从上海世博会北京馆总设计师到如今热忱于AI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杨毅斌身上始终带着“反行业”的标签。他曾公开反对展馆设计中的“行活”——那种追求标准化、流水线化的设计方式。坚持每一次创作都要有突破，成为“能打动人的设计”。他坦言自己的一些想法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他依然希望这次展览能给文博展览拓展一些新的可能——太单一的展陈形式让他觉得压抑。
上海世博会北京馆——“变形‘京’刚”
29岁时，杨毅斌因设计出“变形‘京’刚”一战成名——一个能够在5分钟内变换天坛、鸟巢、国家大剧院等多种造型的上海世博会北京馆。那次的设计让他充满自信，但也耗费了巨大精力。
如今，他的目光转向AI艺术。他相信，AI会彻底颠覆人类的生活方式，包括展馆设计的未来。他希望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实验性痕迹。以下是《凤凰周刊》对杨毅斌的专访对话：
用设计让文化鲜活
《凤凰周刊》：这次的“文明的源起”展馆设计，你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杨毅斌：我在展览的中间做了四个中国早期文明的沙盘。“二里头”是做得最快乐最开放的，因为是用巧克力豆做的。我用了18种颜色的巧克力豆，然后拿不同的颜色去分成不同的区域，比如遗址区，包括生活区、宫殿区。然后这些巧克力豆上的文字符号是当时留存下来的一些历史的痕迹、历史的人文。我想用巧克力豆告诉大家，生活是“甜”的。现在我们总觉得生活挺累的，但比起那个时代来说，我们肯定是更幸福了。
杨毅斌用18种颜色的巧克力豆还原了二里头文化里的遗址区（受访者供图）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时代去寻找一种解脱的方式才能活下来。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他们也有自己对生活的那种释怀的方式对吧？那种解脱的方式也很多，也活下来了，然后也延续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另一个是“殷墟沙盘”，我把在这里发现的甲骨文单独拎出来，用它们所代表的文字还原了一个当时的生活场景：树上有云，水上有鱼有船，然后房子前面是门，里面也有老人，也有女人，然后你还能看到一个男人在放两只羊，鸟儿在树上叫。这些都是甲骨文文字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就是让历史回到它应该在的地方，让历史回到它应该呈现的样子，这个也是一种“让文化活起来”的例子。
《凤凰周刊》：把巧克力豆、积木这些元素放进文博展览，会担心削弱了它的厚重感吗？
杨毅斌：不会的，谁说历史一定是厚重的？其实我想说历史它不止有我们教科书上的那些大事件，更多的是由我们许多的普通日子组成的。比如北京前两天好像有雾霾，这个是历史，然后再前两天是特朗普竞选成功了，这个也是历史。历史其实是随机跳跃的，所以在这种很碎片的和随机的情况下，历史就是活的，就是像一个闪烁的星空似的，此起彼伏地闪烁的，这个是真正的一个我认为的历史。那么我所表现的也是希望是这样子的，沙盘这些方式不会削弱历史的厚重感。首先来说它所表现的事儿还是历史上的事儿，它的分区，它的规划，它的功能，比如说遗址区、祭祀区、手工业区，包括房子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都是经过专家确认的，所以说首先它是严谨的。还有一点，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也是为了先让大家喜欢这个东西，先让大家看进去，再边去输出你想输出的东西。如果观众都不想看你这作品，你非跟他输出，你觉得他记得住吗？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做这个事情的目的。
用积木还原的三星堆遗址区（受访者供图）
《凤凰周刊》：我知道你在四个沙盘的灯光上也模拟了一天中光线的变化。
杨毅斌：你说得特别对，你感受到了4个沙盘的灯光是不一样的，对吗？殷墟是冷蓝色，是类似于快到夜晚的天空的感觉；然后最暖的是三星堆遗址的（光线），它其实在表现夕阳下的感觉；良渚遗址的沙盘把光打得特别亮，是正当午，然后二里头遗址的沙盘是一个上午的感觉。其实这就是历史上的一天。跟观众来看我们展览的这一天一样。我们每个人活一生，就是在经历这一天。那么你看在这一天里面，在跨时空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在寻找着不同的意义，我觉得就特别好。当然我没有能力去让大家再去历史的长河里去寻找到什么，因为这些文物已经见证了很多去可以寻找的内容了，已经有很多的可以寻找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这些现有的400多件文物之外，还能够感受到什么东西，能够看到什么，能够想到什么，是这次展览非常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展览3楼做了一个青铜器的打字机器人，它的主题就是“关于未来的过去和关于过去的未来”。我们的观众可以坐在白椅子上，他在屏幕中能够看到的是从现在往前捯的画面。然后机器人同时在打字，我们开玩笑说它是“历史的码农”，我们希望观众在展览里能够产生一些共鸣。
“文明的源起”展览现场《历史的码农》（受访者供图）
当下文博困局：无痛点，难共鸣
《凤凰周刊》：观众追捧三星堆的展览是近期最出圈的文化现象，基于三星堆这样的大IP做展馆设计，难点有哪些？
杨毅斌：最大的难点是你要尊重历史，但是你所挖掘和呈现的东西还得有一定新意，还有一些新的角度，这个就是很难的，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文博展馆设计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地“让文物活起来”。现在文博展馆圈里有个误解，就是好像通过一些多媒体的新的技术，让文物动起来了，就叫“活起来”。这个是一个认知的错误。
“文明的源起”展览现场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展品就是一个酒壶，如果说我们仅仅通过一个方式，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媒体的方式，比如用动画去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酒壶，这叫动起来。
那怎么来让它活起来呢——在那个时代人就已经喝酒了，这是第一个最肤浅的知识点。喝这个酒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对吧？为什么要喝酒？是因为他们需要酒作情绪的载体吗？是不是他们也要一种情绪的释放，还是说他们在寻求一种身体的感受，还是说酒确实是对身体有好处，对吧？酒又和后来的酒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喝酒这个事儿和我们现在喝酒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当然我没有细挖掘这些事情，但它最起码是有一套思维方式，有一根线给它拉出来，很清晰地说明白，这个才是让文物活起来。
“文明的源起”展览现场
《凤凰周刊》：你觉得现在国内文博展览普遍没有做到这一点吗？大多数文博机构也都在追求创新。
杨毅斌：我觉得没有。现在国内的文博展览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我们用多媒体手段还是实物展陈，还是在表现一个文物，就是表达一种历史的存在，但是没有去表现一个本质，其实并没有去真正去挖。要不挖的话，对这个东西大家其实是没什么兴趣，就和观众其实关系并不大，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些文物都搁到佛龛里供起来了。我每天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最后我该怎么活怎么活，这种展览的话其实就是变成一个知识科普。但我觉得不应该只是这样的。
现在的文物展馆设计最大的痛点就是千馆一面。我认为最大的痛点就是没有给观众痛点。
“文明的源起”展览现场
《凤凰周刊》：那你认为一个好的公共展馆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杨毅斌：真正好的艺术空间，包括艺术品，包括展项，绝对不是拿美不美去衡量的，而是说对人的改变。我经常举个例子，就像盗梦空间似的，你经过了第六层梦境还是第七层梦境之后，你醒了之后，你发现你的价值观变了，你发现你世界观变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作品。它不是给人以审美给人以享受，而是给人以顿悟，给人以觉悟，甚至说给人以洗礼，这个才是真正好的展览项目和展馆项目。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也不能保证我在所有的作品都能做到，但这是个目标。
最好的东西不是说让你觉得很舒服很美，而是说甚至说是毛骨悚然。可能你看到某一个展览或某一个展品之后，你汗毛根都奓起来了，可能那个作品是真正有意义和打动你的，或者说给你一种新的思考和认知，（让你）重新地去看待一个事情，我觉得是真正好的作品，
设计师是文明的最佳“翻译”
《凤凰周刊》：可是设计师不是艺术家，他需要背负这个责任吗？
杨毅斌：设计师有很多种，不是所有设计都需要承载这么多的，确实有很多的设计满足审美就可以了，比如一盏灯、一张名片，很多设计指向的就是功能。
但是我认为“展馆设计师”不一样，他的核心就是思想的传播，这是他的使命。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展馆设计师，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传道士和修女。他做的是一种普世性工作，就是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大家都不爱看的东西，但通过设计师的手段和方法，让大家变得更加通俗易懂，让大家能够看到能够看明白，而对大家产生了一种意义和思考，这是设计师的最核心的目的，他的意义所在。他要把一些人类文明的精华，通过他翻译过来给公众，这就是他存在的非常大的意义了。
“文明的源起”展览现场
但现在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做这个“翻译”工作？我觉得是欠缺的。用电脑去翻译一首诗和你用真情实感和才华去翻译一首诗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的展馆设计师都在做所谓的“行活”。
比如一个博物馆，必须用一些颜色来代表时代，秦朝用什么颜色，汉朝用什么颜色，就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设计手段去呈现设计内容的话，我觉得就是行活。做行活不是错，它让一个东西能够达到一种规范，但是从整个行业来说，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阻碍了一个行业的探索和发展的。
《凤凰周刊》：所以你拒绝所谓的“行活”？
杨毅斌：我也做过行活，但做完后发现我不适合，因为我做任何的设计的时候，总想去附着一些自己的观念或思考很多的问题。后来我发现，行活有行活的路数，就是更适合另外一种人。
所以我曾经拒绝过很多项目，最差的时候我们团队半年没开工，就死扛着。我现在做得更多的是艺术馆、文旅类展馆和商业展厅。在这些项目上我能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来找我合作的机构也都是对我的设计非常认可的客户，跟我一样对展馆的思想性和细节非常在意的客户，所以创作一般来说都很顺利。
《凤凰周刊》：这种骄傲跟你少年成名有关吗？你在29岁就完成了上海世博会北京馆这样的大型展馆设计，那时候你怎么看展馆设计这个行业和自己的发展？
杨毅斌：那时候确实觉得充满信心。那年我29岁。知道中标时真的有要掉眼泪的感觉。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活得挺有价值，挺有意义的，就这么个感受。
但这件事真正给我的最大影响，是我在参与的过程中，真正看到了全世界最顶级的展馆设计师在做什么，能接触到最新的技术，在和他们借鉴沟通的过程中，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这是感觉到最大的收获。它不是说好坏之分，它只是不同而已。
所以上海世博会给我留下的并不是那种虚荣的东西，而是有很多真实实在的经验。
“文明的源起”展览现场 部分AI艺术作品
AI让艺术回归纯粹
《凤凰周刊》：近一年你开始在转型做AI艺术？
杨毅斌：是的，我用AI做了100多幅绘画和雕塑，年底会在意大利卢卡办一个我的数字艺术展。我很早就在关注AI与设计和艺术方面的技术和创作，这次民生美术馆“文明的源起”这个展览其实也加入了非常多AI元素。比如三楼有一块区域专门展示了以我们早期文明为灵感的AI作品，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我看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事。
“文明的源起”展览现场 部分AI艺术作品
《凤凰周刊》：你在科幻小说《AI启示录》中，描述了AI对设计行业的全面渗透，甚至取代了人类设计师。这不会让你有危机感吗？
杨毅斌：大多的设计师是会怕AI的，因为这和生存有关，抢他饭碗，但这个害怕也没有用，这是宿命。我们要客观地面对，积极拥抱它。
其实我觉得AI的发展，它确实是一个长痛不如短痛的事儿，所有行业早晚都得经历，这个事儿是拦不住的。因为你赶上这个时代了。
但我不觉得这最终会是一个坏事，就像我在《AI启示录》里写的：让AI去设计，去工作，让人们去绘画，去雕塑。让艺术家去创作。当艺术家变得空前的纯粹，艺术市场也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本文转自《凤凰周刊》，记者/ 张昕怡，编辑/ 孙杨，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