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器·酵母·灯塔——何崴的乡村建筑实践》展览现场

导言：

在笔者对何崴教授的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他作为艺术家的敏锐直觉、建筑师的理性逻辑以及协调员般的亲和力和机智。乡村中的人、事、物及其文化与经济活动本身就交织在一起，包容于乡土民情秩序中。何崴教授长期在乡村工作，将建筑师这一职业进行了充分的价值延伸，展现出多维度的身份和多面向的工作。他不仅从事建筑改造，还基于村民的实际需求，全面规划乡村的产业、空间环境和单体建筑，甚至涉足相关产品文创和宣传策划。这种整体性觉知和建构意识在他的“总体设计”“社会设计”和“弱设计”等方法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时，何崴教授对当下各种片面认识和行为保持批判性和独立思考。例如，他反对“修旧如旧”的乡村面貌改造，以城市管理方式替代乡村治理，以城市建筑学方式替代乡村建筑，以及过度社区营造等。他的方法论和批判性思考使他能够协调和应对乡村的各种复杂问题，制定并实施尊重村民、贴合现实、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以“总体设计”，“社会设计”“弱设计”，“5-3-2法则”等原则应对乡村问题

上坪村，何崴和镇书记讨论问题

艺术中国：您在乡村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何崴：我觉得一方面你要了解村庄真实的诉求，另一方面你要勇于给出你认为对的解决办法，但是什么是对？又回到“社会设计”的角度，首先你在乡村工作的初心是什么？你为谁而做？你要想清楚，这是个根本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想为当地人做事情，我觉得大量的学者和设计师其实都会有一个正确判断，但是如果你想的只是把乡村作为一个背景，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如果你只把乡村作为一个背景，要突出彰显你的创作独特性，可能就会出很多问题，比如一味地求新求怪。如果你有一个相对正确的初心，其实不会出大毛病，无外乎做的建筑审美强点弱点的问题。

艺术中国：您的“总体设计”强调打破建筑学固有边界，将建筑设计与产业策划、空间规划、产品设计等协同思考，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您是先从哪些角度切入，依据怎样的顺序，继而统筹全局？

何崴：我们并没有完全从建筑师的单一视角来进入设计。我们的流程是先从产业入手，再到空间规划，放眼村子的整体环境，讨论哪些房子要改，然后才到具体建筑的改造设计。有时候我们还会做相关产品设计，土特产文创，宣传策划。我们主张一种从规划到单体，甚至到产品的全过程设计，我称之为“总体设计”。

乡村建筑师的身份

艺术中国：建筑师在乡村工作可能会非常复杂，要面对基层领导、村民和专业者的不同诉求，那么如何协调各种关系，应对不同需求，为乡村提供较为适当的解决方案？

何崴：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词：弱设计。首先在乡村工作，不要抱着我是高位，你是落后的心态。某些方面你比村民掌握信息多，但不代表你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我们从第一个项目开始就强调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关系。当然，也不是村民说什么设计师就做什么。如果这样，设计师就丧失了专业度和到乡村的意义。村民的诉求很多时候是比较短视的，设计师要稍微超前一点设想事情。我们在项目中采用了532模式：50%看图纸，30%现场指导，20%留给工匠发挥。他们故意画不完整的施工图，让工匠在现场自由发挥，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此外，我认为现在中国很多县领导已经是学术型干部，但老实讲美商不是很高。他们考虑问题都是稳和不出错，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现在的乡村情况，不断地在历史中寻找语言，修旧如旧，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当代建筑师最大的任务，就是要用当代观念为乡村做出当代的贡献。我一直认为所有的传统在当时都是创新。我们的问题是学生包括领导害怕犯错，宁肯求稳，历史没有错误，因为历史已经死了，如果我们永远说历史比当代好，整个社会是不会发展的。

我们会允许工匠犯错，这时候建筑才有一种属于乡村的生动感

永春新时代农村社区（2019-2021年）

艺术中国：现在乡村的建筑监管也由原本自由粗放的方式趋向于城市那样严格的监管系统了，这些对建筑师有怎样的影响？

何崴：您说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乡村项目越来越不好或者无趣？因为我们现在用城市的方法去管理村庄，城市的逻辑是基于劳动大分工，所有东西都要切得很细。第二城市是本着建筑100年不坏，抗震不倒的逻辑，其实这不是安全逻辑，是无责任逻辑。

现在乡村也是如此，乡村没有规范就用城市规范去套，很多做法就是一刀切，其实也是为避责。比如，但凡乡村有外来游客，村里几乎把河岸稍微有高差的地方全部拉上栏杆。其实，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此外，现在的乡村建筑项目基本都按照城市规范来管理，需要招投标，做预算，做审计，还有监察。这一系列程序把乡村原本的生动性都扼杀了。现在乡村里盖个茅房，可能都得招投标，要按施工图符合规范。但村里盖个茅厕，还需要抗震吗？我觉得大可不必。

工匠张思齐，运用手艺完成了镂空砖花墙的施工（摄影：何崴）

艺术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还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吗？

何崴：这需要比较有智慧。首先你要符合当地的管理，同时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变通。我觉得很多建筑师对作品控制得很严格，所有地方都要按照图纸严格执行，只要有错误就要返工。我们则会允许工匠犯错，甚至我会鼓励去犯错。因为，这时候才有一种属于乡村的生动感。

此外，我们的很多项目不会设计的得特别复杂。中国乡村施工条件很有限，太复杂的东西村民做不了。比如村里人做钢结构就跟造棚子一样去焊接，他们不具备城市结构工程师的能力。但这种粗陋感，是有别于城市精英文化的，很有乡土感。

艺术中国：有些建筑师很在意作品交付使用者后是否能保持原貌，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何崴：我其实反对建筑师为了让作品一直保持原貌，不允许使用者改造。当然，所有建筑师都不希望自己的建筑被改变，我的项目的使用者在改造之前，有的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会提出个人意见；有时候他们也不会告之我，就改造了。在我看来，房子被使用，比好看重要。

乡村项目体量太小，只能靠数量维持团队正常运转

西河村，何崴和村民讨论铺装做法

艺术中国：您的乡村项目非常多，但乡村项目往往设计费用不高，您能长时间做乡村项目是出于对乡村的情怀，还是也有其他原因？

何崴：我现在特别害怕别人跟我说情怀，因为第二句话就是最好别收钱。我觉得不太现实，我们也要保证团队生存下去，必须有一个正常的经济回馈，要不连差旅费都不够。我们的一些项目用其他项目补贴，有的是不赔本或有微利。我的项目确实比较多，同行还开玩笑说我是“活儿王”。其实那是因为没办法，乡村项目体量太小，只能靠数量维持团队的正常运转，我一年基本就能休息10天左右。

另外，建筑师选择项目要有判断，不要接不擅长或有问题的项目，同时要有成本控制。比如我们就很难做到完全驻场，很多地方讲陪伴式服务，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词，不是说它本身有问题，而是建筑师很难做到，一个好的团队光靠一两个项目几乎不可能存活。

我觉得乡村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资源，很重要途径就是获得关注

上坪村，由牛棚和杂物间改造的乡村图书室外观

艺术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追捧网红建筑，您的很多乡村建筑也非常受年轻人喜欢，您会反感作品贴上网红建筑的标签吗？

何崴：最开始我觉得网红这个词还挺刺耳，但是现在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因为现在网络传播就是一个最常见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我不想为了网红而网红，但是我也不会为了房子的所谓社会学意义故意让它丑。

我挺反对中国台湾和日本有些建筑师为了搞社区营造故意把房子做得特别丑。他们为了平民化、在地化，故意设计出来一套机制让当地人参与画草图，让当地人对建筑效果投票评选。我去台湾也参加过他们的workshop，投票设置的环节90%都能诱导到预设方向。台湾社区营造方面很多学者也在反思其中的问题。我觉得社区营造很有用，但是不能一味陷入其中，不能以牺牲建筑的美学价值为代价。

造币局民宿（2019-2020年）

艺术中国：这似乎和您用“灯塔”比喻建筑的引领性和宣传性有很大关联，您认为建筑的传播力对乡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何崴：我觉得乡村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资源，乡村本体很难有资源，获得资源的一个很重要途径就是获得关注。有人关注就有可能获得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人流的支持。中国有几千个县几百万个村，政府为什么要把资源投给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我们做的这些项目大部分都给这个村庄带来了社会的关注度和政府的关注度。

艺术中国：有位建筑师说，从这几年的趋势看，乡镇文旅项目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占据了很大比例，您认为文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唯一出路吗？

何崴：记得北大的吴必虎教授曾经说，文旅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唯一可行的道路。他这话有点绝对了。首先我不认为文旅是唯一的，也不是百分百正确，有些村庄不具备文旅条件和经营能力，凭空造文旅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也认为，文旅是当下短时间内，最容易给乡村带来现金流的有效方式。3~5年内最容易见效，而其他和乡村有关的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带来效果，像土地改良、粮食增长、水利投资，河道绿化不仅周期长，一般人也感觉不到。

我觉得乡村很真实，能体会到建筑的成就感

何崴在福建建宁县都团村项目现场

艺术中国：您能在乡村考虑这么多事情，应该是源于您复杂的经历吧，这方面您能再讲讲吗？

何崴：如果您了解我的经历，可能觉得这些是有迹可循的。我本科是建筑学，研究生是城乡规划，博士是设计艺术学，这些专业造成我的思维结构从单体思维到多维思维。我还做过媒体，2003年我回国后，我在《照明设计》杂志做了近15年主编，这让我对照明领域和媒体领域也比较熟悉。2010年前后我还做过装置艺术。这些经历决定了我从来不是单一的建筑师身份，而是多重身份。所以2013年我有机会做西河村项目的时候，我很自然地以一个多视角思维去做项目，把近10年职业积累的东西一股脑地施展出来。

石窝剧场工地，何崴和工人讨论石头做法

艺术中国：您曾经在留学期间做过很重的体力工作，也包括很多其他工作，这些经历对您在乡村展开工作起到了哪些作用？

何崴：我经历比较丰富，我出国留学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车间里做热处理，当时没人相信我这样瘦弱的亚洲人能做三班倒的重体力劳动。我还给大学教授做过助教，在事务所工作过，还当过导游，我还给王石做过翻译……这些经历都成了我的财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做事情关键是你想不想做，只要想做就能做到，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何崴和投资人、老工程师在自然教育项目现场

艺术中国：您本身是高校老师，为什么后来愿意付出这么大精力去做乡村建筑项目？

何崴：我是学建筑的，每个建筑师都想做房子。2013年时候，我四十岁，我觉得这一辈子总得盖点房子，如果我再不做，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设计师年纪越大风险越高，投资人为什么要把一个设计价格乘10的项目给你？如果设计费100万元，事情做砸了，意味着人家上千万投资就打水漂了。

我记得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有一次在学校里评图，学校请了一位外校老师，他介绍我是一位老师，根本不承认我是一位建筑师，我当时没有盖过房子，人家这么说也很客观。所以我有机会做第一个西河村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是个机会。2013年，大部分建筑师的精力都在城市，这个项目没人做。项目当时没有资金，我也没有把握把它真正建起来，完全是一个边走边看的事情。我觉得老天爷还挺眷顾我，过程中有很多人帮我，放弃坚持也不是我的性格。我也有点野心，希望在能干事的时候多干点事情，而不是等到自己退休了，发现这一辈子就混过去了。

艺术中国：在乡村工作有这么多困难，您还能长期做下去，乡村最吸引您的是哪些地方？

何崴：第一，作为建筑师，我能看到自己的工作从无到有，房子从土地中生长起来，我会很欣喜，我觉得这是建筑师的宿命。第二，我觉得乡村还是很真实的，在城市，建筑师不是给使用者盖房子，而是给开发商盖房子，给中间商盖房子；我在乡村能面对一些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人，我在过程中能体会到建筑的意义和成就感。第三，我们的项目都比较偏远，我自己又比较喜欢旅游，我能看到很多同辈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风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义的。

（受访者：何崴 采访者：刘鹏飞 图片来源：何崴）

何崴

何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国家特许注册建筑师。兼任民盟北京市委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民宿产业分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小城镇建筑分会委员，乡土建筑分会理事等社会职务。个人曾获中国建筑设计奖青年建筑师奖，入选英国家建筑师协会中国百位建筑师项，中国新闻社2016中国乡村旅游年度人物等称号；作品获住建部中国田园建筑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银奖、田园建筑奖二等奖、三等奖等8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设计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英国Blue Print佳作奖，亚洲最具影响力奖银奖，台湾金点设计年度最佳作品大奖等国际奖项数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