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克，《吻》，挪威蒙克美术馆藏品，上图：1897；下图：1902，彩色木刻版画
撰文_李莞潸
北境风暴扬起的三条“饰带”
1902年，蒙克受邀参加第五次柏林分离派群展，以22幅作品的数量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地展示他的组画“生命的饰带”。自打十年前搬来柏林，蒙克便开始雄心勃勃扩展他这条“饰带”，十年来的死亡、苦闷、爱恨情仇全都成为蒙克创作的养分。这组蒙克创作了一生的代表作大部分是在柏林完成的，上文中的《圣母玛利亚》、出圈度同样很高的《吻》都是本系列的高人气选手。
《红与白》，蒙克，1899-1900，蒙克美术馆藏品
1892年的蒙克对于柏林是超前的，十年后他依旧超前，当听闻蒙克要带着“生命的饰带”参加柏林分离派群展，直接有十余名成员宣布脱离组织以示抗议。
爱谁谁，蒙克反正又回来了。
重返柏林的蒙克买了一台当时正流行的柯达相机，19世纪末开始，随着摄影器材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少同时代的艺术家开始探索摄影。不过蒙克很少将摄影用于他的艺术创作，虽然他留下的摄影作品中有不少是他的自拍像。
1902年，蒙克在柏林工作室的自拍像
1904年，蒙克正式加入柏林分离派，成为其中一员。同年，蒙克在柏林接到他的重要赞助人、德国艺术收藏家马克斯·林德（1862-1940）的订单，这组用于装饰林德别墅儿童房的10幅作品后来被称为“林德饰带”。
“林德饰带”之《夏日花园》，蒙克，1904，蒙克美术馆藏品
“林德饰带”之《浇花的女孩》，蒙克，1904，蒙克美术馆藏品
马克斯·林德最终拒绝了这组作品，因为他和妻子感觉其中某些画作所呈现的内容并不适合放在小孩子的房间里。比如《海滩之舞》就是蒙克对自己初恋的回忆，当爱情之花被夺走，换上黑衣的意中人已成过往。
“林德饰带”之《海滩上的年轻人》，蒙克，1904，蒙克美术馆藏品
“林德饰带”之《海滩之舞》，蒙克，1904，蒙克美术馆藏品
《海滩之舞》属于蒙克于1899年开始首次尝试的主题“生命之舞”（Dance of Life）的变体，“生命之舞”不止出现于“生命的饰带”和“林德饰带”，在“莱因哈特饰带”中也有它的身影。
上图：2024年“爱德华·蒙克：北境魔魅”柏林纪念特展现场的“莱因哈特饰带”；下图：“莱因哈特饰带”之《海上月光》（，蒙克，1906-1907，蛋彩画，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藏品
出生于奥地利的戏剧和电影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1873-1943）是20世纪初最杰出的舞台导演之一，1906年，易卜生的戏剧《群鬼》在莱因哈特的剧院上演，莱因哈特邀请蒙克创作舞台布景，同时为剧院二楼的宴会厅做装饰。十二幅用于装饰的系列画作日后被称为“莱因哈特饰带”，1912年剧院改建时组画被拆除，随后被不同的收藏家买走。
蒙克不稳定的财务状况在这些年已有所改善，肖像和版画的委托成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他始终强调自己“绝对不是一名肖像画家”。
《瓦尔特·拉特瑙肖像》（1867-1922），蒙克，1907，德柏林国家博物馆藏品
德国实业家、政治家、作家瓦尔特·拉特瑙是第一批开始收藏蒙克作品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特瑙改组德国军事工业，后来在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时被刺杀。拉特瑙对蒙克画给他的肖像又爱又恨，因为这幅肖像十分“准确”地把他画成了一个“讨嫌的家伙”：“找个伟大的画家来画自己就是这么个结果，他会把你画得比自己更像自己。”
左图：1907年，《伊莉莎白·弗尔斯特尔·尼采肖像》在保罗·卡西尔画廊的蒙克展览上展出。右图：《伊莉莎白·弗尔斯特尔·尼采肖像》，蒙克，1906，蒙克美术馆藏品
正如易卜生当年所“预言”的那样，蒙克的敌人很多，但朋友也不少。除了拉特瑙和林德这样的赞助人，来自德国出版商、商人和学者家族卡希尔家族的保罗·卡西尔（1871-1926）对蒙克至关重要。保罗·卡西尔所经营的画廊是20世纪初德国乃至欧洲举足轻重的现当代绘画画廊之一，他是唯一一位被德国艺术家协会接纳为正式会员的艺术品经销商，是柏林名副其实的现代艺术推动者。保罗·卡西尔同时也是柏林分离派的常务董事，正是在他的邀请和力挺下，蒙克才能顺利带着“生命的饰带”参加1902年的柏林分离派群展。从1903年到1921年，他为蒙克办过十次展览。蒙克自己拍过一张照片，记录了1907年他的作品《伊莉莎白·弗尔斯特尔·尼采肖像》在保罗·卡西尔画廊展出的场景。
《尼采肖像》，蒙克，1906，瑞典斯德哥尔摩蒂尔画廊藏品（Thielska Galleriet）
没错，伊莉莎白·弗尔斯特尔·尼采就是“那位”尼采的妹妹。蒙克曾说只画自己亲眼所见的人事物，唯一破例就是为了尼采。他接下了委托人的订单，为未曾谋面的德国哲学家画出了这幅“想象中”的肖像。
1907年，蒙克于德国海滩创作时留下的两张自拍像（翻拍于纪念特展现场）
蒙克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身体和精神状况却每况愈下。一直以来，蒙克用酒精充当他创作的兴奋剂，相熟的朋友们很是担忧他的酗酒问题。马克斯·林德曾劝蒙克：“把这该死的酒戒了吧！柏林真是个危险的地方，你那些玩得好的同伴们几乎全都离不开酒。”1907年秋冬成为蒙克在柏林停留的最后时日，多年饮酒混合着常年累积的焦虑和苦闷，蒙克最终于1908年精神崩溃，开始在哥本哈根住院治疗。
当“北欧日耳曼人”沦为“堕落艺术者”
在丹麦稳定住了病情后，蒙克于1909年返回挪威，之后再未离开祖国。奥斯陆的公众终于开始对蒙克的作品产生兴趣，博物馆也开始购买他的作品，他因“在艺术方面的贡献”而被授予皇家骑士勋章，这些对蒙克来说都是莫大的鼓舞。
《菜地农夫》，蒙克，1943，蒙克美术馆藏品
1912年，蒙克的第一次美国展览在纽约举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离战场的蒙克还是受到了心灵的冲击：“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德国人，可我又是那样的爱着法国。”蒙克终于攒下了一些钱，于一战期间在奥斯陆附近买下了艾克里庄园（Ekely Estate），在那里开始了生命最后近三十年几乎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其后期不少作品都是描绘田园生活。
《大流感病愈后的自画像》，蒙克，1919，吕贝克博物馆藏品
终结了一战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带走了全球至少500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不少知名艺术家，比如55岁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年仅28岁的埃贡·席勒，比如在1892年将蒙克带到柏林的阿德斯汀·诺曼。从小体弱多病的蒙克反而在感染流感后病愈，连他自己都倍感幸运。蒙克创作于患病期间的几幅自画像是为数不多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绘画作品，再次探讨着他的核心主题：疾病与生死。
《坐在沙发上的模特》，蒙克，1924-1926，蒙克美术馆藏品，曾展出于1927年柏林国家美术馆蒙克大展
彼时，蒙克远离了酒精很多年，也远离了柏林很多年，但柏林的艺术圈始终留着他的位置。随着现代主义在德国的兴起，蒙克的影响力及好评度水涨船高，人们终于开始跟上了他超前太多的脚步。1923年，蒙克被德国普鲁士艺术学院纳为成员。1927年，柏林国家美术馆为蒙克举办囊括其244件作品的超级大型回顾展，绘画与版画博物馆也在同期展出其150件作品。
1927年的大型回顾展让蒙克在柏林和德国的地位被捧至全新高度，他虽然来自北境，但却开始被视为德国艺术史的代表，就像展览的一篇相关文章中写的那样：蒙克在巴黎学习，但他是在柏林“成为”蒙克——他是一个“北欧日耳曼人”。在“蒙克事件”发生三十五年后，没有人再质疑这位表现主义先驱对现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性。
《艾尔莎·格拉泽肖像》，蒙克，1913，蒙克美术馆藏品
1933年一月末，纳粹政府上台。五月初，时任柏林艺术图书馆馆长的德国艺术史学家、收藏家柯特·格拉泽（1879-1943）被强行解雇。格拉泽是蒙克在柏林最重要的赞助人和支持者之一，任职柏林绘画与版画博物馆期间曾大量购入蒙克的平面艺术作品，为馆藏打下坚实基础。1913年，柯特·格拉泽与妻子在挪威旅行期间与蒙克重聚，蒙克为格拉泽夫人画了两幅肖像，一幅赠予格拉泽夫妇，自己留了另一幅。柏林纪念特展上所展出的是蒙克自己留下的这幅，后来捐赠成为挪威蒙克美术馆的藏品。格拉泽带着蒙克画给已故妻子的肖像于1933年6月移居瑞士，1941年流亡美国，流亡前夕，他不得不将手中的妻子肖像出售给瑞士的苏黎世美术馆。
蒙克，左图*：《铲雪者》，1913-1914，曾为德国国家美术馆藏品，已被毁；右图：《建筑旁的铲雪者》，1931-1933，挪威蒙克美术馆藏品
很快，蒙克不再被视为“北欧日耳曼”的杰出艺术家，而是“堕落艺术”的代表。1937年，蒙克的83件作品在收缴行动中从公共收藏中没收，其中包括曾展出于1927年柏林大型蒙克回顾展上的《铲雪者》，这幅画最终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76岁的蒙克将自己的作品藏在家中，整日惶恐它们会被纳粹夺走。随后他起草了一份遗嘱，决定将他的所有作品遗赠给奥斯陆市，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为“生命的饰带”、为他那些超越时代的作品找一个合适的家，这些作品构成了今日的蒙克美术馆。1944年1月23日，刚过完80岁生日没多久的蒙克在艾克里庄园中离世。2024年，是蒙克逝世80周年。
《星夜》（Starry Night），蒙克，1922-1924，挪威蒙克美术馆藏品
同梵高一样，蒙克也为世人留下了一幅不朽的《星夜》。这两大巨星的精神生活都很充满了艰难与痛苦，却用两幅杰作给这个世界增添了温暖与灿烂。
蒙克曾说：“通过艺术，我试图向自己解释生活及其意义。我也想通过我的艺术，帮助其他人面对生活。”他认为自己的艺术源于反思：“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为什么会出生——我并没有要求自己的出生。”这种反思在蒙克的艺术中被释放，释放疑惑，释放困苦，释放爱与痛。
虽然黑夜漫漫，但总有星在亮。最终，“我的艺术为我带来光明，也为人们带来光明。”
（本文配图除*星标外，其余作品均为展览现场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