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175周年纪念特展“致敬：我的利伯曼”（My Liebermann | An Hommage），展馆：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AlteNationalgalerie），展览时间：2022年7月20日-2022年11月13日
文_李莞潸
“画得好的萝卜，和画得好的圣母一样好。”
这句话出自德国画家马克思·利伯曼，他是19世纪末柏林分离派艺术运动的领袖，也是将印象派带入德国的先行者。从19世纪末官方学院派盛行的德意志帝国、到20世纪初艺术改革风起的魏玛共和国，利伯曼是德国现代艺术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人，他“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历史人物”。
为纪念马克思·利伯曼诞辰175周年，德国国家博物馆于2022年特别推出纪念专展“致敬：我的利伯曼”。
少年想出道，不然就只能子承父业
如果真的有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马克思·利伯曼肯定是其中之一。
1847年，马克思·利伯曼出生于即将进入工业革命高速发展期的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他的祖父约瑟夫·利伯曼（Josef Liebermann，1783-1860）是第一个制造纺织机械的德国人，这位犹太裔纺织业巨鳄打破了英国的垄断，从而为家族积累下了巨额财富。家业传到马克思·利伯曼这一辈儿，钱包鼓，精神富，马克思·利伯曼兄弟姐妹共五人，哥哥乔治·利伯曼（Georg Liebermann，1844-1926）日后是子承祖业的实业家，弟弟费利克斯·利伯曼（Felix Liebermann，1851-1925）则成了研究盎格鲁-撒克逊而闻名的历史学家。
马克思·利伯曼10岁时，他的父亲路易斯·利伯曼（Louis Liebermann，1819-1894）买下了柏林市中心巴黎广场7号的房子，全家搬进了这栋日后被称为“利伯曼宫”的巨型豪宅。利伯曼宫由“打造柏林的建筑师”申克尔的学生奥古斯特·施蒂勒（Friedrich August Stüler，1800-1865）于1844 年建造，毗邻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位置相当于故宫端门旁侧的中山公园或太庙——能感受到利伯曼家到底多有钱了吧。
柏林巴黎广场上的勃兰登堡门和右侧的“利伯曼宫”，上图：1892年；下图：1928年©Wikipedia
马克思·利伯曼和哥哥一样，从小被家里是照着继承家业的路数培养。但利伯曼不是学霸型选手，他在十岁出头爱上了画画，不喜欢上学，时常装病逃课。1859年，德国肖像画家安东尼·福尔克玛（AntonieVolkmar，1827-1903）受委托为利伯曼的妈妈作画，12岁的小马克思陪妈妈前往画室，等候的过程中自己在一旁画着玩，被安东尼发现了绘画天赋，课余时间便开始跟随德国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教授卡尔·斯特菲克（Carl Steffeck，1818-1890）等名师上私人绘画课。然而利伯曼夫妇对儿子的艺术潜力并不感冒，说你随便画着玩可以，但得记着好好学习才是正途。利伯曼13岁首次发表作品时，他老爸甚至不允许他署名“利伯曼”。
在“高考”中，马克思·利伯曼拿下了不错的成绩，依照父亲的意愿，进大学读了化学专业，选这个专业是因为他有个堂兄卡尔·利伯曼（Carl Theodor Liebermann，1842－1914）学的就是这个，卡尔·利伯曼日后曾任德国化学会会长。和听话懂事学习好的哥哥乔治相比，马克思·利伯曼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坏学生”，小时候只能硬着头皮上学，随着年纪增长，翅膀硬了，马克思·利伯曼彻底躺平，把越来越多的心思放在了绘画上。1868年初，20岁的马克思·利伯曼被大学以“消极学习”为由开除了，同年，他的化学家堂哥卡尔·利伯曼与另一位德国化学家卡尔·格雷贝人工合成了橙红色染料茜素，这是有机化学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天然染料。
家族中的兄长纷纷成了各领风骚的“别人家的孩子”，马克思·利伯曼却还一门心思惦记画画，父子因此大吵起来。马克思·利伯曼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他爸虽然觉得画画没前途，但反正家里也不指着你挣钱，最终还是同意把儿子送去魏玛的艺术学校上学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利伯曼被伦勃朗深深吸引，这位荷兰黄金时代的巨匠对年轻的马克思·利伯曼的风格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5岁的马克思•利伯曼在魏玛艺术学校时的留影 ©Wikipedia
1870年，普鲁士王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爆发了普法战争。23岁的马克思·利伯曼陷入了在当时非常普遍的爱国狂热中，自愿加入了战地医院。真实的战场给了他震撼教育，利伯曼对战争的热情消退了。
回到绘画的世界，在哥哥乔治的资助下，马克思·利伯曼第一次前往荷兰游学，他被那里的风景、光线以及劳动人民的生命力所吸引。归来后，他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幅大型画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拔鹅毛》，利伯曼的老师在看到这幅未完成的画稿时便对他说：“我没什么东西能再教给你了。”
“拔鹅毛”*（Women Plucking Geese），马克思·利伯曼，油画（1.72米*1.18米），1871/1872
然而《拔鹅毛》在德国展出时受到了厌恶与嫌弃，因为这种描绘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场景的“脏画”违反了当时风俗画的惯例，完全不符合当时正流行的伟光正学院派审美。评论家承认利伯曼绘画技巧娴熟，但同时也抨击他是一个给帝国抹黑的“丑陋的画家”。虽然恶评如潮，利伯曼却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风格：现实主义——不摆居高临下的怜悯姿态，不做美化的浪漫主义修饰，甚至不去批判或谴责，利伯曼只是不加任何粉饰地去写实。
好在作品还是卖掉了，德国“铁路大亨”亨利·斯特劳斯堡（Bethel Henry Strousberg，1823-1884）买走了《拔鹅毛》。拿到了卖画的钱，利伯曼不想在德国的艺术土壤中蹉跎时光了，在他看来，这里是“落后和过时”的。1873年底，26岁的利伯曼移居到当时世界的艺术中心巴黎。
祖国不亲、他乡不爱，咋整？
离开德国后，利伯曼开始如海绵吸水般练级，1874年，他第一次前往枫丹白露的森林，追寻巴比松派画家的柯罗、米勒的脚步。1875年，他在荷兰大量临摹了弗兰斯·哈尔斯的画作。但这段时期他并未创作出预期中的“成功作品”，出于民族主义原因，法国的艺术家圈子不肯接纳来自“敌国”的利伯曼。
“孤儿院的女孩”*（Amsterdam Orphan Girls），马克思·利伯曼，1876
加之来自父母反对其从艺的压力，利伯曼决定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游学。在威尼斯，他与一群来自慕尼黑的画家相识，并于1878年跟随他们回到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画派的中心。同年末，利伯曼开始创作《神殿中12岁的耶稣》，再次踩到了整个帝国的怒点上，教会与评论家指责他是“上帝玷污者”，因为他把耶稣画成了一个“丑陋又邋遢的犹太男孩”。
“神殿中12岁的耶稣”（Der zwölfjährige Jesus imTempel），马克思·利伯曼，1879，汉堡美术馆馆藏(Hamburger Kunsthalle)
1880年夏天，利伯曼再次前往荷兰，这趟旅途“决定了他的艺术生涯”，他开始转向印象派。他的观察力以及对于光的处理引来评论家纷纷点赞，作品在巴黎沙龙上售出，一直不待见他的法国媒体也开始称他为“印象派画家”。巴黎的百货公司大亨、收藏家欧内斯特·霍舍德（Ernest Hoschedé，1837-1891）在与爱德华·马奈通信时写道：“（你）向我们揭示了露天的秘密，而利伯曼则知道如何在室内‘偷光’。“
“幼儿园”*（Nursery School in Amsterdam），马克思·利伯曼，1880
“鞋匠的作坊”*（Cobbler's Workshop），马克思·利伯曼，1881/1882
1884年，37岁的马克思·利伯曼返回他的家乡柏林，被官方的柏林艺术家协会收编，一直画着反资本主义“脏画”的利伯曼开始在上流社会中获得原先不曾有的认可。三年后，利伯曼的大尺寸代表作《纺纱车间》获得了德国19世纪最具声望的画家门采尔（Adolph Menzel，1815-1905）的赞赏，他称利伯曼是“唯一一个造人而不造模特的人”。德国收藏家、艺术评论家埃米尔·海尔布特（Emil Heilbut，1861-1921）也在《写实主义与马克思·利伯曼研究》一文中，力挺利伯曼是“德国新时代艺术最勇敢的先驱”。
但赞赏之声仍来自小众范围，这幅《纺纱车间》在巴黎沙龙展出时依旧没什么水花，主流评论始终未曾给予利伯曼足够的“眼神”，就像他的老爸始终觉得儿子画画是不务正业。
“纺纱车间”*（Flax Spinners in Laren），马克思·利伯曼，油画（1.35米*2.32米），1887
1889年，为纪念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世界博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彼时，德法之间始终弥漫着敌对情绪。利伯曼提出与门采尔等德国艺术家组团在世博会上展示德国绘画，德意志帝国媒体指责他是在变相宣扬革命思想。极具声望的门采尔再次为利伯曼站队，“组团”的德国艺术首次亮相于法国——虽然是以非官方的名义。利伯曼通过世博会的展示终于从“小众”进入“大众”，被象征权威的法国国家美术协会（SNBA）纳为一员并荣获荣誉勋章，但因为两国关系，利伯曼最终并未接受法国政府的授勋。
从24岁的《拔鹅毛》到40岁的《纺纱车间》，利伯曼这一路走来没少挨骂，在德国被认为是抹黑帝国形象的“坏分子”，法国更不会花力气去推一个德国印象派画家出头，祖国不亲、他乡不爱，两边都讨不到好。漂流在舆论的浪潮中，马克思·利伯曼实在像是一个“来自于蛮荒”的疏离者，但好评恶评都没有动摇他的初心与前行的方向，不借谁的光，他就那么坚定地走在自己想走的那条路上——没有大心脏与大热爱的人，做不到这般孤身走暗巷。
承上启下，错位人生
马克思·利伯曼与父亲直到1894年才终于和解，这和解来得有些迟，没过多久，父亲便离世了。利伯曼分得了巨额遗产，他和兄弟姐妹捐了十万马克在柏林建立基金会，为纪念已故的双亲，也“为柏林的穷人”。
“利伯曼收藏”（Die Sammlung Liebermann）也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扬帆启程了，马克思·利伯曼是德国最早开始收藏法国现代艺术的收藏家之一，他收藏了诸多法国现实主义和印象派作品，短短几年间，单是马奈的作品他就买了16幅。除了法国艺术，他的收藏还包括德国本土艺术、以及当时正流行的浮世绘等来自东亚的艺术品等，“利伯曼收藏”最终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艺术收藏之一。
“Stevenstift in Leiden（first version）”*，马克思·利伯曼，1889/1890
另一份和解来自德国学院派，1897年，历史悠久的柏林艺术学院（普鲁士艺术学院）为50岁的利伯曼举办了专场个展，来年他开始在学院担任教授。此前在1895年，利伯曼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只不过这份和解略显“拧巴”，官方终于向利伯曼示好，他仍是一贯的反对陈旧学院派的态度。1898年，倡导德国艺术革新的“柏林分离派”（Berlin Secession）正式成立，带头大哥之一便是马克思·利伯曼。
柏林分离派被视为“德国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对加速德国艺术进入新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学院派唱反调是马克思·利伯曼贯穿了大半生的操作，六年前作为柏林分离派基础的“十一人社”在柏林成立，马克思·利伯曼就是其中的“秘密领袖”。
进入新世纪后，利伯曼的反对名单中又多了新人——表现主义开始在德国起势，印象派的马克思·利伯曼对其并无好感。就这样，夹在传统与前卫之间的马克思·利伯曼再次两边不讨好，但无论哪一边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当门采尔于1905年离世后，年近60岁的利伯曼就是当时德国艺术的门面人物。
彼时，随着名望的积累，利伯曼在一战前就已成为柏林上流社会首选的肖像画家，他个人的创作主题则逐渐移至乡野田园。
“Country House in Hilversum”*，马克思·利伯曼，1901
马克思·利伯曼，“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1845-1929，德国艺术史学家、博物馆馆长）肖像”*，1904
1909年，利伯曼购入柏林万湖边的“利伯曼别墅”（Liebermann Villa），此后的夏天大多住在湖边别墅，天冷了再回到城里的“利伯曼宫”过冬。这栋利伯曼别墅就像吉维尼小镇的花园之于莫奈，利伯曼的晚期作品多是围绕它所作。
“The Garden Bench”*，马克思·利伯曼，1916
“万湖花园”，马克思·利伯曼，1926，德国埃姆登美术馆馆藏（Kunsthalle in Emden）
1914年，新的艺术流派迭代更新，柏林分离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17 年，柏林艺术学院在利伯曼 70岁生日之际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此前一直将利伯曼的作品划为“阴沟艺术”的末代德皇威廉二世已摒弃对现代艺术的抨击，为利伯曼授了勋。第二年，利伯曼在市中心的“利伯曼宫”目睹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一战结束，魏玛共和国登场。
进入“黄金的二十年代”，利伯曼于1920年开始担任柏林艺术学院院长，他在致辞中表达了对表现主义在内的前卫艺术的包容态度：曾经有很多人对印象派说”不“，而现在作为学院的负责人，对于那些尚未了解的新艺术，我们不该再一味地去阻拦年轻人了。
1925年10月7日，马克思·利伯曼的弟弟以及一生挚友费利克斯·利伯曼离世。仅仅两天后，他的姻亲、“魏玛宪法之父”雨果·普鲁斯（Hugo Preuß，1860-1925）撒手人寰。一年后，哥哥乔治也走了。随着年岁增长、身心俱疲，利伯曼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待在自己的花园别墅中。
上图：“万湖别墅”*，马克思·利伯曼，1926；下图：别墅今景
两年后，1927年，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利伯曼因媒体和艺术界庆祝他的80岁生日而再度回归，包括爱因斯坦、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在内的“巨星”纷纷发来贺电。柏林市授予利伯曼“荣誉公民”，100多幅画作的生日特展表达着家乡对他的敬意——没有任何一位德国艺术家在柏林获得过利伯曼这样的排面。在他生日当天，时任魏玛共和国的联邦大总统兴登堡授予帝国荣誉奖章向其致敬，80岁的老画家在这一年的年底为同岁的老总统创作了一幅著名肖像画。
对于利伯曼为总统画肖像这件事，一位曾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而被拒的“失意者”通过报纸抨击道：“让一个犹太人来画帝国总统是闻所未闻的。”利伯曼听闻后回应：“我只能笑笑。我相信，如果兴登堡知道了这件事，他也会对此一笑置之。我只是一个画家，绘画与犹太教有什么关系？”
那位“失意者”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左图：“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肖像”，马克思·利伯曼，1927，德国什未林美术馆馆藏（Staatliches Museum Schwerin）；右图：马克思·利伯曼在兴登堡的肖像前，1927©Wikipedia
1933年1月30日，纳粹政府上台。新的掌权者在“利伯曼宫”旁边的巴黎广场庆祝，利伯曼看着家门口的这一切，用柏林方言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吃再多，也没我想吐的多。”
利伯曼曾说：“每个艺术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孩子。”彼时，他的时代变成了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利伯曼85岁了：“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一直在竭尽全力为德国艺术服务。在我看来，艺术与政治或血统无关……但现在我这种观点已经不作数了。“
作为一个犹太人，利伯曼被迫退出了公众视野，除了德国画家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等极少数人，身边曾经的同伴都逐渐不再与他联络。利伯曼的最后一幅自画像绘于1934年，一年后的2月8日，他在“利伯曼宫”的家中离世。凯绥·柯勒惠支说：“他在晚上七点安静地睡着了。”
马克思·利伯曼的最后一幅自画像，1934，英国泰特美术馆（Tate）馆藏
1935年2月11日，没有任何官方代表出席马克思•利伯曼在柏林犹太公墓的葬礼——曾经他担任多年院长的柏林艺术学院如今成了纳粹政府的宣传工具，曾经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的柏林政府也没派人前来。德国艺术评论家卡尔·舍弗勒（Karl Scheffler，1869-1951）在悼词中说，今天埋葬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他所象征的一整个时代。
马克思·利伯曼离世一年后，他的遗孀玛莎·利伯曼（Martha Liebermann，1857-1943）被迫从家中搬走，如同剥夺其它犹太人的财产一样，纳粹政府拿走了利伯曼宫、利伯曼别墅以及利伯曼家几乎所有的一切。1938年，利伯曼的女儿一家流亡美国。从1941年开始，玛莎·利伯曼也试图逃离纳粹德国，但多方营救未果。1943年3月初，在得知自己即将前往集中营后，85岁的玛莎·利伯曼服药自尽。直至二战后的1954年5月，利伯曼夫妇二人才得以合葬同处。
巴黎广场上的“利伯曼宫”毁于二战时的柏林空袭，两德统一后，柏林政府根据历史模型于1999年对“利伯曼宫”完成重建，如今可进入参观利伯曼家族的过往及马克思·利伯曼的画室。
上图：1945年6月，二战结束后的勃兰登堡门以及被炸毁的利伯曼宫；中图：利伯曼宫修复后的今景；下图：利伯曼宫上的纪念牌匾 ©Wikipedia
1947年7月20日，在艺术家百岁诞辰之际，战后保存下来的利伯曼作品再次于柏林的德国国家美术馆展出。1953年，出版于1906年的利伯曼传记再版，曾在利伯曼葬礼上致悼词的卡尔·舍弗勒写道：昨日的先驱已成为今日的经典，让我们再次认识他吧。
（作者：李莞潸 本文配图除特别标注外，*星标为展览现场用图、柏林国家博物馆Staatliche Museenzu Berlin馆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