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21年9月19日下午，“大地之书，不止于蓝”黔东南公共艺术行动发布会暨“公共艺术与乡村振兴”论坛在北京751荣麟中心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网艺术中国与艺文力联合主办，来自乡建、非遗、艺术、设计、文创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围绕“公共艺术与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展开对话，以期为当下的乡村振兴实践带来更多经验与启迪。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方李莉首先作主旨演讲。她在题为《艺术乡建的东方哲学基础》中提出近些年艺术乡建领域引人瞩目的几大现象和问题，诸如艺术乡建最热的国家为什么是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有何共同的审美哲学基础？中国的艺术乡建是如何形成、发展起来的，其背后的动力何在以及艺术乡建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下面为方李莉主题发言全文。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原所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一、开场白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才汪莎的发言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她的第一段讲话像一首诗，语言非常美，第二段讲话像一个宣言，很有力量！第三段是一个详尽的令人兴奋的计划。我见过很多的案例，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优秀的案例之一。首先向他们的这个团队致敬！
刚才她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乡村振兴不是乡村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其可能关系到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我是费孝通先生的学生，他写了一本书叫《乡土中国》，但今天我们的乡土中国将要走向何处？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艺术乡建不在于过去也不仅仅在于此刻，更在未来。
黔东南地区 图片来源：艺文力
未来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我认为，中国未来只有迈向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才会有前途。有人认为，中国的未来是城乡中国，是城乡一体化，但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是生态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城市已经发展到了极致，遇到了瓶颈。未来能够打破这一瓶颈的只有乡村，乡村里面有中华文明的密码，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不同国家的文化基因会决定不同的发展选择，西方的文化基因是城邦国家，所以它后来发展出来是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文明，而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乡村国家，如果说，人类的未来是生态文明（这里的生态文明表达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都将结合成一种有机关系的新型文明）的话，这个发展的前途有可能会在中国得到最先的实践，因为生态文明最接近乡村的小型化、分散化、多样化等网络性的结构方式，其与城市的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也许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寻找到一个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类未来前景，因此，乡村振兴不是乡村的事情，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因为其关系到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未来的发展前途。
汪莎刚才讲了一句话非常好，这句话就是：“我们谦卑的学习”，我所学习的人类学就是一个谦卑学习的学科，其向不同的文化学习，向不同的人群学习，我教学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谦卑的学习”，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时候，你是不懂那个文化的，在乡村，即使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他也是他的文化的主人，你得向他学习，你不可以高傲以为你是知识分子就可以到自己不同的各种地方的文化体系中去传播一些自以为是的文化。我们面对的许多乡村和少数民族除有我们共有的文化外，还有许多我们不熟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是要把这些珍贵的地方性知识发掘出来为我们今天所用，在发掘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谦卑的学习。当然这些只是现在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笼统地将其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振兴中还涉及到了我们如何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
二、问题的提出及东西方哲学中的不同审美态度
以下我讲的题目是《艺术乡建的东方哲学基础》，哲学是世界观，是价值观，审美事实上也是一种哲学价值中的选择，我们喜欢什么，我们爱什么等，都跟我们的价值取向有关系，跟我们的世界观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价值观，不能解决世界观，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美，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美，首先要解决的是个哲学问题。
所以在今天的发言中，我首先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艺术乡建最热的国家为什么是日本和中国，这是为什么？它们的文化有哪些共同的哲学基础？当代的许多哲学问题、科学问题都是从西方开始发源的，但艺术乡建不是，它们是由日本和中国发起的，为什么是这样？日本的乡建有哪些类型，日本的类型和中国的类型有可比之处，中国的艺术乡建又是如何形成的？分为哪几类？是哪些人在积极推动？我作为一位人类学者为什么会关心和讨论这个问题，艺术乡建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首先我简单的区分一下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中对美的态度。在西方的哲学是美即无功利，因为无功利其是非自然的，是要与生活分离的，因此，其要把艺术品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放到美术馆、音乐厅里面，进行聆听、进行凝视和静观，它的精神跟自然是保持一定距离的，通过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与对立，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它是一个对社会具有批判性和改造性的工具。而在东方的哲学中，是美即用，美即生活，美即诗意，美即境界,人生和社会秩序规范都在里面，其是天人合一、主客观一体，精神与自然不分离的。总结起来就是：西方的审美体验：主要是人的精神方面的变异，追求的是对个体意识觉醒的启蒙，因此偏重于“艺术感的契机”。东方的审美体验：主要是接受了来自自然体验方面的变异，其“自然感的契机”占有优势地位。
正是这样不同的艺术态度，才产生了日本和中国这样的艺术乡建的行为。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图片来源：方李莉
三、日本乡建的几个类型
日本比中国更早进入现代化，因此也更早遇到如何在现代化中振兴乡村的问题，也更早尝试过艺术乡建的实践。其是以阶段分类型的，即不同的时间段艺术乡建的类型是不同的。（一）、扶贫强国时期（1961—1975年）是以传统手工艺复兴为基础的艺术乡建。
（二）、保护活化时期（1975—2000年）是乡土景观事业和与之紧密配合的农特产品设计创意行动，当时发起了著名的“一村一品运动”，凭借“自主自立”与“创意功夫”成功激活乡村，并迅速推广到全国。 三、创造新生时期（2000年至今）这一类型的活动常以艺术祭、双年展、三年展冠名，其后被统称为“艺术项目”或“地方艺术”。 地方政府与艺术家合作，将文化艺术作为与外部对接，整合利用农业•景观•产业•信息资源，实现地方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活化。
日本地域艺术项目并不是对西方公共艺术、参与式艺术的简单模仿挪用。除了策略性地选择其中能为己用的概念方法，他们正努力塑造可以延续本土美学传统、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日本型”当代艺术模式。
日本的地方艺术项目被定义为：被冠以特定地域名称的美术节庆，是一种由“现代艺术”衍生而来的新艺术种类。与欧美社会参与式艺术相比，“不显现政治性和尖锐的社会批评性”是其最大特征。
“日本型”艺术项目的价值定位是“创造新的生命与生活价值。” “节庆化”和“调和观”，是日本型地方艺术项目创造他异性的源动力所在。哲学家鹤见俊辅曾提出“限界芸術”（1956）概念，指在艺术和生活的分界线上有一个广大的领域，它不是由专门的艺术家创作，而是由非专业艺术家制作、并能被大众享受的艺术。诸如民谣、盆栽、节庆等以日常生活为舞台，在人们心中不断涌动、迸发、变形而来的艺术都是限界艺术。
当下日本地方艺术项目采用“艺术祭”命名，既可视为限界艺术的理论投射，也是对本土“美用一体”价值观的传统沿袭。艺术祭的行动目标不是“为了社会”，也不是“为了艺术”，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准备“非日常庆典”的另一个日常性行为。
以上部分有关日本的艺术乡建的资料来自于四川美院张颖老师的讲座录音整理，在此表示感谢。
四、中国艺术乡建产生的背景与缘起
（一）、国家的大政方针：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都意味着乡村建设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国家长期的、稳定的大政方针。
（二）、 当代艺术呈现的新方式：先锋艺术不懈地反叛传统，为创新而创新，为个性而个性，最终耗竭了反叛的内在动力。这内在危机促使当代艺术走出象牙塔，进而出现了“公共艺术”、“大地艺术”等新的艺术观念与艺术实践。就某种意义而言，“艺术乡建”其实就是“公共艺术”下乡，也可以说是“大地艺术”的一个亚型。
（三）、对传统文化的再造与利用：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农业文明积淀，当代乡村社会虽然遭到了巨大冲击与破坏，但仍然留存着大量的、有着独特文化品质的传统村落，这为“艺术乡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空间。在现代都市中，那些被废弃的工业遗产地纷纷被改造成了文化艺术空间，成为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典范。循此逻辑，艺术家们把目光从城市投向了传统村落。
（四）、当代社会的硬件设施，入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的出现使乡村不再遥远，不再偏僻，为艺术家的活动提供了新的舞台。
因此，艺术乡建的出现与社会转型和科学进步也有很大的关系，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的出现使乡村不再遥远，使乡村不再偏僻，今天我们有了网络就可以变成我在哪儿，中心就在哪儿，你自带流量，所以著名的艺术家到了乡村仍然在城市，仍然在世界的中心，也因而为艺术家活跃在乡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其进而成为艺术家的活动的舞台。艺术家出现在乡村意义很大，因为艺术家是跟着文化中心和时尚中心走的，其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成为文化之地，时尚之地，这正是当今乡村最需要的。
五、中国艺术乡建的四种不同类型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日本的社会发展的最大不同是，我们不是发达社会，改革开发以后用短短的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一、二百年的历史，费孝通先生将其概括为“三级两跳”，即有一些地方工业社会还没来得及进入，后工业社会就来了，所以，日本不同阶段的艺术乡建模式在今天的中国是同时并列的发生着。以下我大致将其分为四个类型。
山西许村图片来源：方李莉
甘肃石节子村 图片来源：方李莉
云南景迈山图片来源：方李莉
广东青田村 图片来源：方李莉
（一）当代艺术下乡类型
代表性的项目：1、渠岩的许村计划：在乡村举办大型艺术节，把乡村视作一个当代艺术活动的空间，与日本的“艺术祭”有某些相似之处。
2、 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将当代艺术置放村子里，将村庄变成当代艺术馆，将村民变成当代艺术家，并定期在村子里举行当代艺术活动。
（二）从整体上修复乡村与文化生态并重建乡土景观型
代表性项目：1、渠岩的青田计划等。后来渠岩做的“青田范式” 就是要从历史、经济、信仰、礼俗、自然、环境、农作、民俗生活等各个方面，用地方性传统，然后与时代衔接，形成新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生态，进而重建乡村共同体社会。
2、左靖的碧山计划、景迈山文化保护，与渠岩的青田计划有类似的地方，但更强调景观再造，手工艺复兴。
（三）通过“艺术乡建”引进新村民，吸引艺术家与城里人下乡定居、共建型
代表性项目：1、林正碌的福建屏南项目，解决了艺术家落地、村民生活、外来人口互动、各级政府等多方积极配合的问题。
龙潭村已有六十多户外来民众在此定居，他们承租、修复了这里的老房子，再造了乡村景观与社会空间，村落原住民也返回家乡，该村由150人发展到了600多人。
2、四川明月村项目：该项目的主体是当地政府，引进艺术家作为该村的新村民。又与艺术家们的到来，这里出现了陶瓷艺术作坊、染织工艺作坊，有特色的民居，构成了艺术、旅游、农业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认为，人是最重要的，没有人就没有文化，只有人才是文化的载体，才是文化的搬运工，人的流动就是文化的流动。要想振兴乡村，首先就得把人才引进到乡村去？怎么让乡村人重新回到自己老家去？这是当下最需要做的工作，有了人才就有创造力，有了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就有了当地的文化和故事，我们即使把乡村改造成了很炫、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回不去也不行，如果没有其他的外来人进去也不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根本。
云南鹤庆新华村 图片来源：方李莉
江西景德镇 图片来源：方李莉
（四）以传统手艺吸引艺术家激活当地文化产业型
代表性项目：1、云南鹤庆新华村，以传统的金属工艺吸引了国内外的艺术家、设计师和艺术院校的学生们，成为天下第一银器村。
2、景德镇，其以传统的制瓷手工艺体系以及空置的十大国营瓷厂的厂房，吸引了国内外设计师、艺术家、青年学生们到此做驻场艺术家、开工作室、创业等。
这是以传统手艺吸引艺术家激活当地文化产业型，这一类型和前面三个类型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这不是人为组织的项目，而是自然形成的。如在云南的白族的新华村，白族人的村庄。这里自古以来人多地少，农忙种地农闲做手艺，以往当地农民有一些补锅补脸盆的手艺，后来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民到西藏学会了金属工艺的技术，开始为周边少数民族提供金银首饰和银壶。后来这里的手工艺引起了一些艺术院校学生们的关注，他们到这里来做毕业作品，也带来了新的设计，这个地方慢慢就有名了，有很多设计师、学生过去，让这个村子一下火起来了，以前是个很贫困的村子，现在这个村庄年收入已经达到一个亿了，完全脱贫了。
还有一个地方是景德镇，我研究它有20年了。景德镇今天发展得很好，就是因为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景漂”，到那里做艺术创作，开工作室。这里有从澳大利亚、欧洲、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来的设计师和艺术家等。通过他们的参与将景德镇的传统手工艺激活了，同时也推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六、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在乡村的相遇
最后讲讲人类学家与艺术家为什么在乡村相遇？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关键的主题之一。当艺术家从美术馆进入生活现场，介入社会建构，包括介入乡村建设的时候，人类学家们与艺术家们相遇了，因为人类学家从来就在生活现场，从来就在乡村田野中工作，这两支学术队伍的相遇背后是有很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这代表着社会的巨大转型，这一转型就是时代在呼唤高科技与高人文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土地就在乡村，通过这一联盟人类将会找到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社会实践。
在这样新的社会实践中，生活的样式开始转化成艺术的样式，艺术的样式也开始转化成生活的样式，用和美的结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审美性的现代化时代，这是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参与的工作。
但艺术乡建创造的不仅仅是艺术，而是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化了的生活。里面透露的是一种全新的哲学价值体系，但其根茎可以通往传统的东方哲学思想。因此，这是在东方语境和东方哲学里产生的一个新的实验场，
在这个实验场产生的不再仅仅是艺术，还有文化和价值观，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建与重组。因而这也是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其所建构的是一个文化的话语空间，艺术只是载体和符号。尤其是在多元性的，具有差异性文化的话语竞技场里，人类学家具有发言权，因而，人类学与当代艺术结成为探讨艺术在乡村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性的重要联盟，也为此艺术乡建就成为了艺术人类学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之一。
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览 图片来源：方李莉
2019中国艺术乡村建设论坛 图片来源：方李莉
我作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者，从2016年开始关注到艺术乡建问题，于是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为主办单位在北戴河与当地政府合作举行了“首届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学术研讨会，从那儿以后我几乎每年策划和组织一场研讨会，同时，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主办单位，2019年在世纪坛举办了“首届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我担任策展人。邀请了渠岩、左靖、靳勒三位艺术家兼艺术乡建的实践者参展，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国务院参事室的领导、农业部的领导以及人类学界的重要学者们参加了开幕式，中央电视台文化十分栏目做了系列的报道，那是中国艺术乡建第一次在国家平台上亮相。
我认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是中国的百年之痛，我们如何把这百年之痛变成百年以来的动力，以及如何继承和延续老一辈对乡村振兴所做的研究及实践的学术成果，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研讨会我请了费先生的学生们，还有费孝通先生及梁漱溟先生的后人参加。在艺术家、设计师、人类学者们的推动下，当下中国的艺术乡建得到了更加深入地开展。
七、结语与反思
对于艺术乡建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将会面临许多要解决及要讨论的问题，如有学者提出：艺术家和建筑师“乡村”修复和建造常常会受制于个人美学趣味的绝对旨意，使复兴乡村的过程常常抽离于乡村现实甚至与乡村无关。这类抽空了乡村地域的唯美游戏，无非是庞大城市消费设计中的一环。
作为中国艺术乡建的最早实践者渠岩教授回应：他将尝试以“去艺术化”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文化重建，“去艺术化”包含对“艺术乡建”的批评性反思，从而杜绝脱离乡土社会文化脉络与主体诉求的“艺术乡建”。提出：“去艺术化”的艺术乡建实则是一场基于当代中国乡土文化修复的多主体实践，它是社会、文化与感知觉“三位一体”的整体实践。
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去掉形式主义的艺术化”，但不能“去具有东方哲学的审美语境”，因为审美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价值理念，中国的艺术乡建之所以受到关注，其和日本的艺术乡建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具有东方审美哲学中的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倾向，同时也有对传统工艺价值的审美追求。但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在进行艺术乡建时，并是像日本艺术家那样是从东方的审美意境入手的，反倒更多的是从西方当代艺术中的艺术介入社会，艺术要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这一理念入手。但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出现了一股中国审美回归的潮流，在推动中国的文化经济朝这一方面发展，这种趋势是做艺术乡建的艺术家们需要关注的，而这次的黔东南公共艺术行动正在做这方面的探索，期望其能够继续下去。
梁漱溟先生曾认为，西方文化重在解决“生存问题”。但是当生存问题逝去后，人类“将从对物质问题的时代转入人对人问题的时代”，在转入人对人的问题的时代时中国的文化是有优势的。因此， 我们能否从艺术乡建入手，重建中国的乡村价值并以艺术的形式激活这些乡村价值，在东方审美哲学中寻找到一种更能与自然和谐，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许是需要我们在艺术乡建中去不断思考的问题，总之，中国艺术乡建的理论和实践都还在建构与完善之中。
黔东南的大地之书项目的主题是公共艺术行动，其将行动作为关键词，强调的不是作品而是行动和过程，这是比较符合东方哲学中的“美与用”的观念的，如果说西方民族更注重的是理论总结，东方民族则更注重的是实践的体验。中国古代没有艺术家的概念，但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是艺术家，因为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修身”，在这样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会琴棋书画，他们就是艺术生活化的实践者，我想未来在更高的社会发展层次中，这也许会成为一种让人得到全面发展的一种新追求。
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我最希望的是，人们以乡村振兴为入口，以东方审美哲学为基础，在艺术的行动中找到一种更能够与自然和谐、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也是需要我们在艺术乡建当中需要思考的问题，总之这样的思考和理论还在进行当中，没有结论，没有说哪个模式就是一定典范，因为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是不一样的，但是需要找到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和发展理念，这是需要不断探讨和完善的。
（本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原所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在主题发言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文章已获方李莉本人授权发布。文中图片由艺文力、方李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