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梁思成担任纽约联合国大厦总部设计顾问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1901年4月，长子梁思成在东京出生了。其后的七十余年里，这个瘦削的男孩成长为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颗明星，为中国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鞠躬尽瘁。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现场

展品：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1932年，梁思成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

在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纪念。“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首次全面回顾并展现了梁思成波澜壮阔的人生，将362件珍贵的文献资料汇聚一堂。在特别设计为“墓园”形式的展览现场，梁思成先生一生的成就呈现在一个个闪着微光的“碑石”之上。于是，人们的每一次弯腰凝视，都成为了对先生的鞠躬缅怀。

起航：家学、国学和西学

梁思成在日本度过了十一年童年时光。他在《追忆中的日本》一文中曾回忆幼时在横滨、神户、须磨等地的生活，譬如在横滨时，“父亲正担任《新民丛报》主编，我们就住在《新民丛报》社二层，记得是山下町二丁目，是很热闹的地方。”

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与子女合影，约1906年（梁思成亲属提供）

小学时期的梁思成，摄于日本（梁思成家属提供）

1912年辛亥革命后，梁思成随父母回国，入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他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园的八年里，梁思成在学业之外也相当活跃，参加校军乐队，编辑校刊，还是一名跳高健将。

《清华周刊》经理部成员，右二为梁思成（清华大学校史馆提供）

清华学校管乐队成员在清华学堂前合影，左一是乐队队长、第一小号手梁思成（梁思成亲属提供）

少年梁思成亦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学生“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车前往天安门参加“国耻日”纪念活动，不幸被军阀的汽车撞伤。此番车祸令他休学一年，期间得父亲悉心指导，研读了《论语》《左传》《孟子》《战国策》等国学典籍。

车祸之后的梁思成（梁思成亲属提供）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三年后，他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建筑学学士、硕士学位，其后又入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留美生涯为他开辟出一条西学的思路，与家学的积淀、国学的方向一起，构筑起其学术成就的起点。

宾大建筑系绘图室（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提供）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作业，1925年（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林徽因于1928年3月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之后二人赴欧洲旅行考察建筑（梁思成亲属提供）

留学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曾收到梁启超寄去的一份礼物——古籍《营造法式》。这部北宋官方颁印的中国古代建筑百科全书艰涩难解，“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营造法式》（陶本），1925年（朱启钤旧藏，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立志研究、破译这部无人能懂的“天书”。而这部奇书，奠定了梁、林二人毕生重要的治学方向。

治史：书写中国建筑史和破译“天书”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31年，他正式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任法式部主任。1930-40年代，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先后奔赴十五省二百多个县，开展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

梁思成在中山公园中国营造学社前，1930年代（梁思成亲属提供）

建筑史学家、前营造学社社员莫宗江曾回忆与梁思成先生一同考察的情形：“这次计划，到哪一省？走哪几条线？先到北京图书馆，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县志、府志，全借出来，顺着县志、府志上的，顺着线路一路抄过去。这里面记载的有哪些有名的庙？哪些古庙？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个本上。我们走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本子一路找过去。到了地方上，挨着个问：这庙是在哪儿？什么地方？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哪个地方能去？” 

林徽因致女儿梁再冰的信手稿上描绘了某次考察路线，1937年7月（梁再冰提供）

通过这样的方式，梁思成率队发现、测绘和研究了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应县木塔等辽代建筑，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与转轮藏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等众多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学术水平的论文。

梁思成考察测绘赵州桥，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林徽因测绘佛光寺唐代经幢，1937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十分注重古建筑测绘，他与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测绘图是迄今无人超越的典范。1933年9月测绘应县木塔时，梁思成甚至不顾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铁链测绘塔刹。“梁先生上去之后我想，我要上去。没想到我爬了几下我就下来了。那铁链冰手！”莫宗江曾回忆道。

山西应县木塔塔刹仰视，梁思成拍摄，左下角人物为莫宗江，两人正冒险测绘塔刹（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应县木塔首层平面图，梁思成、莫宗江实测，1935年绘图（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抗日战争期间，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在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与学社同仁著就了《中国建筑史》（原名《中国艺术史建筑篇》）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巨作。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李庄的营造学社工作室（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插图，英文版，1946年完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释读“天书”《营造法式》亦是一项大工程。经过长年潜心研究，梁思成开创性地提出了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直至“文革”前夕，他与助手们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内容。

梁思成“宋《营造法式》注释序(未定稿)”手稿，1963年（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在1944年的文章中写到：“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而他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也成为了其在城市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及教育领域的基石与源泉。

奋战：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 

梁思成先生也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先驱。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他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为战后城市的重建与发展建言献策。1946-1947年的赴美考察之旅使他愈发重视城市规划，归国后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改称“营建学系”，并将课程分为“建筑”与“市镇计划”两组。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建议整体保护古城区，在西郊建设新城，平衡发展城市。但“梁陈方案”最终未被采用，得到实施的是当时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

此后数年间，梁思成竭尽所能奔走呼吁，为保护北京古城而不懈战斗。他曾写就数篇有关北京城市规划与历史的经典文章。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中，他这样畅想：“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1951年在《新观察》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梁思成整理《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插图，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他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开拓者和守卫者的行动远不止此。多年间，梁思成主持或参与了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古迹的保护修缮工程方案，并提出“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这些都成为了此后文保界长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则。

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联合国大厦和墓碑

自192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梁思成设计了近二十个建筑项目。“从建筑类别、地域、标准和风格等多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大的跨度：从国家最主要的纪念碑到商店店面；从盛唐风格的纪念堂到属于当时最新现代风格的校园建筑；从国际最高水准的现代派会堂建筑到山区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以及为父母、妻子等设计的墓碑。他的建筑设计始终贯穿着一条探寻中国现代建筑之路的主线：追求“新而中”。

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1935年建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北平仁立地毯公司铺面，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1932年建成（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1950年初，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1年8月29日，病中的梁思成写信给彭真市长，指出初步方案中的“大平台”“大门洞”等问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设计意见。这封信称得上一篇相当精湛的设计论文，而且附有精细的插图。最终委员会采纳了梁思成的方案，于是有了如今这座庄严稳重、具有民族风格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1950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建筑设计生涯中的另一高光时刻，当属1947年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他与其他九位国际著名建筑师齐聚纽约探讨方案，彼时录下的相关影像是唯一存留下梁先生声音的珍贵史料。

梁思成和顾问团成员讨论方案，左二为勒·柯布西耶，左五为奥斯卡·尼迈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梁思成、密斯·凡·德·罗、勒·柯布西耶等33位国际建筑师亲笔联名签署的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朱利安·赫胥黎的信，1947年（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提供）

此外，墓碑构成了梁思成设计作品中的重要部分。1929年6月，他负责设计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是年11月，他为父亲梁启超设计并监修的墓碑在香山卧佛寺东建成。1955年林徽因病逝，梁思成为其设计墓碑，上刻“建筑师林徽因墓”，墓碑雕饰用的是林徽因给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纹饰刻样。而为弟弟梁思永设计的墓碑，则将这位考古学家的毕生功业暗藏于设计巧思之中。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正、背立面图，1929年建成（测绘图由惠鹏宇提供）

梁思永墓，1954年建成（梁鉴摄）

梁思成的建筑设计观广阔而博大，植根于祖国建筑遗产的土壤。他曾经评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大师：“他们不是文化大海里的盲目漂泊者，他们对于自己的创作有种自觉，他们知道他们的创作与祖先遗产的关系。”这番形容亦是其自身建筑师从业之道的写照。

师者：创办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建筑系

梁思成先生亦是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的开创者之一。1928年学成归国后，27岁的梁思成即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任系主任。他邀请宾大建筑系的同窗陈植、童寯、蔡方荫等前去任教，“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也是在那时成立。在东北大学，他们开创性地将西方古典主义学院派的“布扎”（Beaux-Arts）建筑体系移植到中国。

梁启超1928年5月8日写给梁思成的家书，信中谈及梁思成赴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事宜（梁再冰提供）

东北大学教师合影，右二为梁思成，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在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祝辞中（1932年11月发表于《中国建筑》创刊号），梁思成道出了他对“建筑师”的定义：“建筑师的业是甚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

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前排左一蔡方荫、左二童寯、左四陈植、左五梁思成（童明提供）

1945年3月，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母校创办建筑系，培养亟需的建筑人才。他提议：舍弃“颇嫌陈旧”的学院派“布扎”体系，采取“着重于实际方面”的包豪斯教学方法，并逐渐分添建筑学院各系。

一年后，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梁思成担任系主任（直至1972年逝世）。中国营造学社在同年停止工作，与清华大学合办了中国建筑研究所。在1947年赴美考察建筑教育归来后，梁思成进一步描绘出基于“体形环境”观念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目标与蓝图，展现出令人赞叹的远见卓识。

梁思成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手稿，信中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梁思成和学生们，1959年（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展览现场，小观众在梁思成与学生们的照片墙前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先生离开人世。十五年后，他和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因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领域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被授予国家科研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梁先生一生求索，在治史、城市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及教育领域开疆拓土、砥砺前行，而他自谦是个“严谨而快乐的‘拙匠’”——正是这么一个“拙匠”，携一身温润而纯澈的星芒，为往后无数行路人，筑就了前行的道路。

（文/齐屿，图片摄于展览现场，部分图文资料由主办方提供）

展览海报

观展贴士：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展览时间：2021年8月10日至2021年10月20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7、8号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