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21年是中国乡村振兴开局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一个巨大课题。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艺术家深入乡村调研、考察和建设，对于乡村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多理论和实践的经验。

有这样一位传奇的艺术家，作为八十年代中国第一批前卫艺术家，他积极投入“85新潮”美术运动，进入新世纪，他从绘画、装置、多媒体转向摄影。他的“人间三部曲”，包括《权力空间》、《信仰空间》和《生命空间》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和摄影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他就是当代艺术家渠岩。

许村艺术广场

早在2007年，渠岩作为自愿者长期深入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山西许村，从身体力行的在许村捡垃圾开始，影响和提升村民的文明素质，在他和当地官员、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许村修缮和保护了老建筑，建设了许村的文化广场，改善了许村的基础建设。每两年，许村举办一次许村国际艺术节，邀请当地村民和国际艺术家在这座小山村共度节日。

水乡青田

2016年，渠岩又在广东水乡的青田村开始了第二个乡建项目，除了在青田的乡建实践外，2017年，渠岩推出了“青田范式”，这是建立在对青田乡村地方性知识尊重的基础上，思考如何与当今社会链接，来构建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路径。其包括青田村的乡村历史、文化、经济、信仰、礼俗、教育、环境、农作、民艺、审美等，建立丰富多彩的“乡村共同体”。“青田范式”为乡村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近日，艺术中国记者就近年来的乡建热、建筑师、艺术家乡建实践等问题对渠岩做了专访。

艺术中国：乡建从十几年前的小众话题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主流，当前有很多力量介入乡村，其中建筑师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您是最早一批艺术乡建者，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渠岩：现在乡建变成了国家、社会、市场关注的热点。这几个方面决定了乡村变成了各方逐鹿的地方。从市场角度，城市已经没有地了。有很多小的建筑事务所已经没有活儿了，乡村恰恰很好入手。城市的建筑体量很大，都是规模化、集约化和功能化的建筑。很多小的建筑所承接不了，也不好个人化表达。而乡村给年轻的建筑师提供了新的机会，比如乡村的一些小型、景观化和个人建筑，这些在西方非常多，特别在日本。在中国乡村，农民可在宅基地上自由建房子，有乡村振兴这个时代需求，加上乡村建筑形态上很吸引建筑师，所以有大批的年轻建筑师加入了乡村建设的大军。包括我的乡建中，也是从建筑入手。 

我有对乡村价值的判断的方式，我认为乡村有显性价值和隐形价值，乡村是一个系统，不是单一功能化的生产单位。建筑是一个显性的价值，这方面最容易吸引人，也最容易见效果，好上手，所以关注比较多。但这个不能触动乡村的核心问题，建筑作为乡村建筑是可以的，但作为乡村建设这个概念，它是有伦理要求。按当代艺术来要求，它需要触动当代乡村的问题。

家园重建

乡村本质上不是建筑问题，你看到的是倒塌的房屋需要拯救，但其实乡村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乡村的礼俗信仰、家园价值、家族系统、乡村秩序。

以此我们就可以判断，乡建团队所做的工作能不能触动核心价值，还是只触动了皮毛，暂时做到了视觉效果的改变。如果不触及核心，这些矛盾还会显现。

很多策展人会说乡村的经济很重要，但这些矛盾不解决，经济起来后反而调动起人们更大的欲望，那样矛盾更大。为什么现在很多旅游的地方会有那么多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的现象，某些世界文化遗产地成为了骗子的天堂，那些看是乡村的地方其实和当地村民都没关系了，为了更大经济利益，当地村民把老屋租出去，到新城买房子居住，这还是乡村吗？它们已经变成了市场。

艺术中国：目前有一种声音是反对建筑师进入乡村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渠岩：除了个人能力和趣味外，建筑师进入乡村有一些问题，建筑师一般都是城市建筑师，都是学西方的东西。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住建部第一次召开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会议，参会的除了我之外都是建筑师、规划师。他们都摩拳擦掌，准备在乡村大干一场。我在会上说，我们把城市毁了，还要再毁乡村吗？因为中国乡村的建筑太复杂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因山就势，因物取材，南北差异，民族差异，乡土建筑太复杂了，如果学的是城市建筑那一套设计，你到乡村你修房子还不如一个农民，农民建屋是一个世代传承，他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风水、材料和建造技术。

还有一个有名的建筑师在浙江做了一个村子，其中一个杂志的封面就是他的照片，标题是“拯救乡村”，一个建筑师怎么能说“拯救乡村”呢？实际上是乡村在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无家可归的灵魂。我当时正在西安美院做讲座，我马上把名字改为“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乡村？”。我把这个作为反问，说明他们不理解乡村。

和顺社火

艺术中国：目前中国有很多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案例，您又有怎样的评价？

渠岩：我首先强调艺术介入乡村是一种非常好的行动，但学科局限和认知判断障碍也是普遍存在。很多没有在地的学习经验，没有从单数的身份转变为复数的身份，那你还是做不好。我有一篇文章《乡建打开潘多拉魔盒》就讲到了这些问题。疫情之后更明显，乡村相对更安全，变成香饽饽了，新鲜的空气、绿色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相比城市的拥挤，乡村的居住环境也更安全。现在很多乡村、村镇找各种人干这个事，但他们干的事和真正的乡村精神没有关系，也就是接单子。有的在做乡村美容术，有的做成城市的翻版，有的把乡村当成城市美术馆的语境，有的在消费乡村，都打着乡建的旗号。

艺术中国：您也是一位当代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界，可能有的人认为您的乡建行为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也有认为它已经和当代艺术无关了？您怎样看待来自当代艺术界的评论？

渠岩：这些问题很有普遍性，首先要分清谁是当代艺术圈？谁有话语权？谁来判断？我总是在说；是不是艺术其实并不重要，有没有价值最重要。第二，艺术要不断超越，要反叛自身并自我否定，当代艺术家要反叛既有的艺术形式。艺术最有生命力的其实是边缘而非主流，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不能成为主流。艺术家一旦成为主流，就意味着他的艺术将完结。我在80年代是被迫成为一个边缘艺术家，到九十年代，当代艺术慢慢成为主流了，我又反叛它，批判它，我就主动成为边缘。

权力空间

今天就缺少真正艺术批评的声音，当代艺术已经被权力和资本固化了，又变成该批判的对象了。2000年我做摄影，是从当代摄影往前走，那时是观念摄影大行其道，其中有很多优秀例子，但大部分模仿就变成商业化了，矫揉造作的假照片了，我觉得现实比它们荒诞，因为当代艺术就要表现荒诞嘛，因为我们可以在荒诞中发现积极的意义，就像悲剧一样，把人类最脆弱最隐秘的部位撕开一样。所以我到乡村我就发现这么多荒诞的场景，你就不需要摆拍了。直接拍出来还有一个文献价值。就像《权力空间》《信仰空间》和《生命空间》里面拍摄的场景，现在大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要研究90年代之前那段中国乡村政权就离不开我那几张照片，这就是它的意义。但你如果不走这一步，还是按观念摄影那样玩，它就又固化了，必须要超越它。但超越批判的前提是必须面对社会现实的真问题。

前几年我在美国开会，遇到了旅美批评家王瑞芸女士，她原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是研究杜尚的专家。王瑞芸把艺术分成三个阶段：传统艺术、古典艺术是再现美；现代艺术是创造美，而当代艺术已经走出美的概念了，它表达人生存的状态和尊严，用行动来做，他认为我在国际上是最前卫的当代行为。

青田艺术行为

就像当初我的摄影刚出来的时候一样，批评家开始也不太看好，觉得我拍的太简单，没有摆拍，没有陌生化的呈现，不像当代艺术，太朴实了，这不就是传统摄影嘛。传统摄影界也不承认我的作品，他们认为没有沙龙摄影那样的美，像垃圾的现场一样。过了五年，许多批评家开始慢慢认可我的作品，承认我作品的价值，引领了这个潮流。因为我的作品里有空间，恰恰搭上西方后现代空间的话题。这样我的作品就变成主流了，很多人开始拍景观了，我又不做了。开始做乡村建设，但现在乡村建设又变成主流了，我就开始批判它。我要开始做我新的艺术作品。我不是不做乡村建设了，是不断要反思批判它，以期找到新的理论。实际上，当代艺术家就是用自己的实践来开拓新的艺术方向，社会随之研究和验证。

艺术中国：有的人会认为您的乡村实践和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和关系美学有一定的关联，您怎么看？

渠岩：是这样，我有这种脉络，我不可能横空出世某种艺术形态。艺术乡建有两个脉络，一个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史，文化的脉络是梁漱溟，那是民国的乡建，艺术的脉络就是博伊斯和关系美学，这些在西方是非常自然的。在中国还没有能接受这两个东西，因为它们不赚钱，无法变成商业机构包装。

渠岩在青田调研2016

艺术中国：您说过乡村也是知识生产的空间，一方面您自己创新了很多概念，另一方面您也邀请了很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来到乡村讨论问题，比如您曾经邀请过华南学派的专家来到青田调研，您觉得这些专家对乡建有哪些帮助？

渠岩：艺术家的知识的确是很大的局限和知识盲点，这些专家学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谱系，为我们对乡村的历史和价值判断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比如我们在做青田研究，首先要寻找出当地最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当地人认为顺德以前出过状元和文人，认为有耕读传家这个传统。这些历史学家不认可他们本地人的判断，因为历史上江浙地区科举考试涌现了更多的文人，顺德最重要的价值是“水”和“华侨”，这些对我们接续哪些文脉、对当地最主要的价值判断就有了重要依据。原来我们认为青田没有祠堂，但专家告诉我们，青田的两个书院就是祠堂，原来我们要把书院的主厅改造成书房，但专家和当地村民都认为主厅就是祭祖的地方，千万不能动。所以我们就将旁边原读书的耳房改造为一个图书馆。

祠堂与书院

艺术中国：在您的乡建理论里，将乡村礼俗和文化传承作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观，这出于怎样的考虑？

渠岩：我总结了三点，一个是在地关系的重建，二是礼俗和香火的延续，再有就是乡村自治的复归。这是我从乡村在地实践中得来的认知，我不是看别人的。郑振满教授对乡村的判断也非常重要，他认为到一个村子要看它有没有香火，如果这个村子没有香火，这个村子就“死亡”了。这个村子没有庙，没人上香了，盖再豪华的房子也没有意义。所以乡村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比如北方一些乡村脏乱差的乱象和南方有香火的村子完全不同，就因为没有约束它的东西。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进村看庙，进庙看碑，它们能让我们了解到乡村的历史。

乡村还有一个家园的重要意义，乡村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它如果不还原成家园，谁都救不了。传统说法叫衣锦还乡，衣锦不还乡等于锦衣夜行，就是强调人成功的意义，家乡的价值重要。过去人成功了要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才能印证你的成功。人有两种价值，一个是社会价值，一个是生命价值，中国有这两个完整的价值才能支撑起人生的意义，如果只剩单一的社会价值，升官发财，人就会走向虚无。人回到家园，回到祖先的土地才能印证你的生命价值。

渠岩和青田村民一起商议河床修复方案2017

艺术中国：这些年乡村在基础设施改造、经济发展、农民的收入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经济是乡村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您怎么看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渠岩：在我看来，完全不矛盾，但经济是双刃剑，全国要是这么铺开了一味只追求经济建设，要是不控制会出很大问题。我到乡村看到，政府政策再好，底下执行的人有问题。昨天这些人还在破坏乡村，今天上级要他保护乡村，其实还是这批人。昨天是一个庸医，今天还让他来看病。那他还是庸医。 

青田学院

艺术中国：您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对乡村文化价值认识不足？

渠岩：对，乡建首先是要学习，转变观念。我率先提出了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要有四种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启蒙者，不是给农民启蒙，是给基层掌权者启蒙，有些基层干部确实没有真正了解乡村，别看他天天在村里转，满脑子沾满了现代性的毒素。总之不能用一个概念，一个判断，一个模式来推广。是千变万化的，这里面偶然性、个性化的东西非常多。有人向我提出，你做的实践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模式来推广？我说同样的房子放在不同的地方你也不能完全照搬去建，环境地形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我做的“青田范式”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也算是相对的一个类型，乡村有这么多的价值，天地人神，有隐性的显性的价值，你可以用这个规范来对比和判断能做几条，建筑你只能做一条，如果者九条你都不沾边，那就出问题了。

艺术中国：您的乡建下一步计划是怎样的？

渠岩：乡建会有很多因素制约，它牵涉到很多主体、国家政策、社会条件制约和局限，在可以做的前提下，我还是坚持我的一个理想和方法，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但我不会预设结果，或抱着很高的期望，我做的任何事情，就是脚踏实地的能做一天是一天。很多人问我，你做乡建失败了怎么办？我说失败不重要，失败了是为后人提供很好的经验和教训，思想史就是在无数的试错和失败中发展和延续的。假设明天就失败，我依然会努力去做。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结果并不重要。

烧番塔

青田有两个活动，一个是烧番塔的成人礼，它是乡村礼俗的一个重要活动，现在已经固定下来了，如果没有疫情，它会延续下来。第二是水乡艺术季，是对水的弘扬和保护，对强调乡村的凝聚力都是很好的活动。我们会把它坚持进去，19年第一次做的很好，20年赶上疫情，今年也不能做，现在已经中断两年了。一旦能做，我会千方百计的把它做下去。还有我们的青田学院，那是我们学校(广东工业大学)在那里落地的一个项目，我们把青田定位为乡村研学的基地。在秋天我们会有一些研学、培训，讲学计划。

艺术中国：我记得您之前提到过近期活动中邀请了新的策展人和艺术家。

渠岩：去年我准备邀请一个青年策展人王澈，他的艺术项目在大自然当中、在社会空间当中，他主要在做社会实践、社会参与和互动方面的活动，我也邀请他策划青田的艺术项目，主题就是“走水”，艺术家是从这个过程或的感受和表达，再用影像、图片、装置和文字去呈现出来。

艺术龙舟行动

乡村的艺术活动一定要融入在地的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龙舟和烧番塔的活动就是青田当地的。所以艺术活动不能仅仅是娱乐一下，也不是把城里的艺术家作品往那里一放，成为个人的表达，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那么青田就是水的污染问题，对环境的忧虑，所以我们始终强调这两点。这是我们和其他（艺术乡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是创作一个标新立异的作品，吸引眼球，但这样不会引发在地的联想和现实触动，这对当地没有任何影响。

艺术中国：接下来您还有其他的乡村建设项目吗？

渠岩：有好的条件和适宜的机会也可以做。我就会先让人类学学者和艺术家一起进入乡村去田野调查，尝试与其它学科知识共享，然后给根据这些历史信息，再找出历史脉络，哪些东西能激活，哪些东西有价值，这是我们艺术家的强项，这样结合最好。也想再建构一套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去实践。

（受访人：渠岩采访人：刘鹏飞 图片来源：渠岩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