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简称SPK）是德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它直接向由德国联邦政府和全部16个联邦州及自治市组成的董事会负责。2019年，基金会运行预算高达3.56亿欧元，雇员数达到2000多人。举世闻名的柏林博物馆岛五大博物馆，只是基金会版图中很小的一部分。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实力如此雄厚，却很少为公众所知。即使在德国，很多人也没有听过它的名字，或者不清楚它到底是何方神圣。

艺术中国特约编辑贾晓栋，带大家走进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专访基金会主席赫尔曼∙帕辛格教授（Prof. Dr. Hermann Parzinger)。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席赫尔曼∙帕辛格教授│SPK / Herlinde Koelbl

我们先回溯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处理数百万件由普鲁士王国和普鲁士自由邦（注：普鲁士自由邦是基于“魏玛宪法”成立的德国的一个邦，领土为原普鲁士王国的疆域）历经两个半世纪收集的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建筑，历史文献和艺术品，成了德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1949年5月23日，联邦德国通过了新宪法，宪法第135章为德国战后各州因疆界重划导致的财产重新划分提供了宪法依据，其中第四条规定“在联邦政府至高利益或者联邦州的特殊利益需要诉求时，可出台相应法律进行安排”。1957年7月25日，联邦德国基于宪法135（4）条通过法律解决普鲁士自由邦之文化遗产的问题，决定将境内所有原属于普鲁士自由邦的文化遗产之所有权和管理权交给新成立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961年9月25日，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开始运作，总部设在西柏林，首任主席是时任联邦德国国务秘书的汉斯-吉奥格∙沃密特（Hans-Georg Wormit）。1974年，联邦德国政府以及当时西德的11个联邦州决定联合为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提供运作资金。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条约》授权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集中并统一管理德国境内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到1992年1月1日，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完成了东西柏林所辖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合并工作，形成五大事业版图：柏林国家博物馆群、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国家档案馆、伊比利亚美洲研究院、以及国立音乐研究院。其中柏林国家博物馆群（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包括柏林的十九座博物和文化艺术机构，暨柏林国家美术馆、柏林旧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帕加马博物馆、博德博物馆、弗里德里希维尔德教堂、油画美术馆、柏林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詹姆斯-西蒙美术馆、艺术图书馆、工艺美术博物馆、印刷版画博物馆、贝格鲁恩博物馆、欧洲文化博物馆、摄影博物馆、沙尔夫-盖尔斯滕贝格美术馆、以及克佩尼克宫。

自2008年起，赫尔曼∙帕辛格教授成为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第四任主席，管理这个德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并带领基金会成为柏林城市复兴工程的最大推动力。帕辛格教授于1959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是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在斯基泰人和跨欧亚草原文明研究领域享有盛誉。1998年，他荣获德国科研领域最高奖-莱布尼茨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史前考古学家。2001年6月，帕辛格教授带队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赞遗址发现了公元前900年的斯基泰公侯大墓，出土6000多件精美黄金制品，轰动世界。2003-2008年，任德国考古研究院院长。2009年，他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授予俄罗斯友谊勋章。2011年，他被授予德国功勋勋章。2012年，他被授予德国联邦大十字勋章。帕辛格教授著作等身，不仅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还著有《普罗米修斯的子孙》、《斯基泰人》和《考古寻踪》等畅销考古科普图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俄文、中文、韩文等数十种语言刊印。

艺术中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帕辛格教授：欢迎。我们平时很少接触到中国媒体，事实上，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和中国的渊源非常深。我们目前所在的这栋别墅是基金会的总部，这里曾经是清朝驻德国公使馆的所在地。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总部│图：艺术中国

艺术中国：我每次到柏林，都会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柏林正在经历城市复兴，这种复兴不仅体现在蓬勃的经济和激增的人口，更体现在柏林城市历史中心地区（注：以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博物馆岛为轴线的柏林传统城市中心）的重建和修缮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帕辛格教授：柏林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重建工作，不仅包括了你们在市中心马路上看到的新铺的地铁和重整的马路，还有今年7月新开放的詹姆斯-西蒙美术馆、以及正在紧锣密鼓建造的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后者总投资高达6亿欧元，它们都由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管理。此外，基金会旗下的博物馆都在陆续进行大修和重新装修。

柏林在向世人展示一座欧洲大都市的风采，这样的城市需要世界一流的公共文化设施。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承担着建设柏林公共文化设施的重任。这种建设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硬件层面，柏林的很多博物馆始于民主德国在二战后的复建，时至今日，很多硬件设施已经老化，馆藏条件也需要改善，因此博物馆的重新装修和升级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其次，由于展出空间和条件的限制，基金会管理的上百万件文化遗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尚未向公众展出，我们在创造条件让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第三，我们在重组各个博物馆的展出重点，比如正在建造的洪堡论坛重点展出欧洲之外的文化，它将合并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和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并接受了基金会收藏的大量非洲和美洲艺术品。

艺术中国：在这样宏大的城市复兴项目中，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但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德国也有很多人不了解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帕辛格教授：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即使在德国，很多人在媒体上看到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名字时，会对这个名字感到不解，亦无法将“普鲁士”与柏林柏林城市历史中心地区的复建工程联系在一起。

1957年，当联邦德国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原属于普鲁士自由邦的文化遗产时，曾经考虑过很多备选的名称，例如联邦文化基金会之类的。考虑到这些文化遗产的管理以及基金会的运行资金需要各个联邦州的配合和提供，当时联邦州的代表们不同意使用在机构名称上使用“联邦”的字样，因此最后选择了“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个名字。时至今日，我们的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管理普鲁士自由邦之文化遗产的范畴。

近些年，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出于被动或者主动的原因，公众曝光度越来越高。我本人作为基金会的主席，非常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包括艺术中国这样的中国媒体。通过这样的采访，我们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了解我们为了德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艺术中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正在扩大它的版图。今年6月，詹姆斯-西蒙美术馆建成，预计2020年，洪堡论坛将建成。基金会的远期发展愿景是什么？

帕辛格教授：在未来，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旗下的柏林国家博物馆群将形成框架合理，分类明确的博物馆矩阵。公众如果对欧洲文化感兴趣，他可以去欧洲文化博物馆；公众如果对欧洲以外的文化感兴趣，他可以去洪堡论坛；公众如果对当代艺术感兴趣，他可以去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公众如果对古典艺术感兴趣，他可以去旧国家画廊和油画美术馆。通过这样的方式，不论是柏林本地人，还是旅客，都能够很轻松愉快地在柏林享受到世界一流的公共文化服务，而基金会就是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

放眼世界范围，与柏林国家博物馆群比肩的博物馆机构只有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在其它的国际大都市，不论是巴黎、纽、还是伦敦，都没有一个机构在统筹管理公共博物馆，他们的博物馆隶属于不同的机构和政府部门，彼此多有重叠。

在我看来，像柏林国家博物馆群和史密森学会这样的伞状框架的机构，最便于实现博物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希望能把柏林国家博物馆群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博物馆集群，助力柏林成为欧洲文化中心。

柏林博物馆岛及周边总体规划│图：SPK / ART+COM, 2015

艺术中国：您刚才提到了洪堡论坛，我们知道，洪堡论坛将成为柏林的文化地标。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提供了洪堡论坛的大部分藏品，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为洪堡论坛提供了哪些支持？

帕辛格教授：我先介绍一下洪堡论坛。洪堡论坛是在柏林宫（Berlin Palace）的基础上扩建的大型博物馆，它收纳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和柏林人类学博物馆的全部藏品，以及洪堡大学科学中心和柏林市立博物馆中的相关藏品，此外，洪堡论坛里还设有电影厅、演奏厅和大型会议室，总投资为6亿欧元。扩建工程于2013年6月12日启动，时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为工程奠基，预计将于2020年6月竣工。

值得一提的是，洪堡论坛的中国展厅面积巨大，我们邀请到了王澍先生（注：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人）主持设计中国展厅的内饰和整体布局，我们希望能突破传统博物馆的陈列模式，和王澍先生一道探索属于未来的博物馆样式。

洪堡论坛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个公共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基地。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提供了洪堡论坛50%以上的藏品，此外，我们的柏林国家图书馆和伊比利亚美洲研究院为洪堡论坛提供了大量的学术支持，未来我们会在洪堡论坛举办各种公开活动和专业学术活动。

洪堡论坛效果图│© SHF / Architekt: Franco Stella mit FS HUF PG

艺术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管理的普鲁士王国的文化遗产中，有一部分来自其它国家。因此，基金会需要面对一小部分德国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洪堡论坛为例，从2018年起，部分公众对是否应该新建洪堡论坛持否定的态度，各种争议甚嚣尘上，您为此多次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甚至批评？它们是否会令您困扰？

帕辛格教授：的确，我们不得不花时间和精力来向公众解释和说明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比如有些人认为洪堡论坛仅仅是殖民主义的象征，展出的来自非洲和亚洲的艺术品是殖民主义者抢夺来的。我和其它国家的同行聊天时，有时确实会觉得这些争议令人颇感无奈。但是，我深深地知道，在德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公众有权力表达他们任何想法。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管理者，我有义务向这部分公众解释和说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之前，我会事先咨询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的建议，会通盘考虑总体原则和沟通策略，唯有这样，才能实现沟通的意义，并达成目标。

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公众争议，上一次出现公众争议是在2012年。2010年，海纳∙皮奇伉俪（Heiner and Ulla Pietzsch）向柏林市政府以永久借出的方式捐出150多件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大师作品，估值高达1.2亿欧元，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是这笔捐赠的指定信托人。为了给这批艺术珍品寻得一个妥善的展示空间，我们曾经考虑过很多方案，包括将部分古典主义大师作品从目前所在的美术馆搬出以腾出空间。每个方案都有优劣，都有争议甚至批评的声音。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作为这批艺术品的信托人，我们的责任是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让捐赠人和公众满意，同时要综合考虑现实的可操作性。最终，德国联邦议会于2014年通过决议，同意拨款2亿欧元给基金会，用于在柏林艺术宫的基础上新建一座专门展出二十世纪艺术品的展馆，这就是柏林艺术宫二十世纪博物馆（das Museum des 20. Jahrhunderts am Berliner Kulturforum），海纳∙皮奇伉俪捐赠的艺术品将在这里永久展出。

艺术中国：没想到柏林艺术宫二十世纪博物馆的背后有这样精彩的故事。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化解公众的争议，最重要的是有积极的人和积极的想法？

帕辛格教授：是的。在2012年公众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是无法预知此事最终会以这样圆满的方式解决。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耐心地解释，并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最终，柏林市竟因此获得了一座新的高规格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艺术中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是由德国联邦政府和16个州共同出资的，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是一个政府机构？基金会在运作上，是否拥有自主权？

帕辛格教授：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完全由政府出资，基金会的董事会（Stiftungsrat）全部由来自联邦政府和各个州的代表组成，其中既有联邦政府文化与传媒委员会主席莫妮卡∙格林特教授（Prof. Monika Grütters），又有各个州的文化部长或者财政部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一个政府机构。这样的背景给我们带来一些优势，我们可以更好地和政府交流和沟通。

当然了，由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在面对公众批评时，要需要更谨慎和耐心地解释和说服。除了一些重大事项和原则问题需要在基金会的董事会上讨论外，我的老板莫妮卡∙格林特教授从不把政治因素带到基金会，我们的日常运作是完全独立的。

艺术中国：您除了在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工作，还在数十所知名的文化艺术机构担任董事会成员或者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欧洲Enostra董事会成员，奥地利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联邦建筑艺术基金会倡议人等等。这些工作都会耗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从而愿意承担这些工作呢？

帕辛格教授：主要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吧。我们作为大型文化艺术机构的管理者，有一点儿管理经验和业务专长，对欧盟、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文化政策也比较了解，那自然应该把这些优势用起来。这些工作确实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我有时不得不推掉一些外部董事会的职务，比如我刚从汉堡历史博物馆基金会的董事会中卸任。

文化艺术机构的董事会通常要为管理层人选，未来发展战略，资金筹措，重点项目等事项做出决议，这些都需要周全的考量；一旦这些战略问题厘清了，文化艺术机构的长远发展都会有目标有方向。在德国，这些机构的董事会成员通常都来自不同领域，大家带着各自的专长，群策群力，讨论中经常会碰撞出美妙的火花。此外，遇到一些难题，大家也会分享经验出主意。

艺术中国：我知道您平时很中国的史前考古界的学者保持着私人交往，这种私人友谊是如何建立的？

帕辛格教授：上世纪末，我担任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所长，那时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考古作业。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德国在欧亚大陆的西侧，人类在这两点之间往来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这是早于丝绸之路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多次前往蒙古和中国，和两国的同行一起工作。尽管我已经不再从事具体的考古研究，但我会关注中国同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是习惯使然。“世界考古论坛∙上海”（Shanghai Archaelogoy Forum），每次都会邀请我参加，可惜总是抽不开身。

我的第一本中文版书作《考古寻踪》已经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另外一本《普罗米修斯的子孙》，900多页，正在翻译中，很快也将出版。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读者因此喜欢上考古研究。

帕辛格教授著作《考古寻踪》中文版│图：艺术中国

艺术中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以及旗下的机构与中国相关方面达成了很多合作，您能介绍一下吗？

帕辛格教授：我们与中国的合作非常多样化，既有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层面的合作，也有基金下下属机构与中国相关文化机构的合作。我举几个例子吧。今年五月，新上任的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先生履新之初就拜会了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德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就珍稀古籍保管和交流达成合作。此外，还有更多的学者和策展人交流等。

吴恳大使拜会帕辛格教授│图：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艺术中国：从2018年起，中国已经成为德国旅游市场上第二大客流来源国，中国年青一代对德国文化、艺术和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向中国公众传递德国文化和艺术方面，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都进行过哪些尝试？

帕辛格教授：中国和德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参与其中的德国文化机构很多，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是其中之一。在中国，我们主导的规格最高的展览是2011-2012年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启蒙的艺术」（The Art of the Enlightenment），这是2005年中德文化交流项目的亮点，并由两国元首亲自商定。由柏林国家博物馆群，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提供的600多件藏品涵盖了绘画、雕塑、手工艺品、服饰和科学仪器，向中国观众展示18世纪德意志地区的晨光初现。

至于如何吸引中国游客，如何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好的博物馆服务，这些通常是由柏林国家博物馆群所辖的各个博物馆和旅游景点直接负责的。

艺术中国：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世界范围内享受声誉的史前考古学家，您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超凡的成就。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您带着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水平。如果让您重新选择一次，在学者和管理者之间，您会怎么选？

帕辛格教授：我今年六十岁，在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席的位置上再干六年就退休了。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没有舒适通坦的路。

我曾经在大学享受过安静的教书匠生活，曾经在寒冷潮湿的蒙古草原上野外考古，睡帐篷一睡就是两个月，也曾经带领着基金会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在慕尼黑大学当老师时的那些老同事们，他们多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但也需要为研究经费和很多学术管理上的事情分散精力。我在德国考古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中，当担任了管理职务后，白天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管理事物上，我出版物大多都是晚上回家后写的。

作为一名学者，可能最美好的人生状态是：早晨被太阳叫醒，早饭过后，一杯咖啡，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书。希望等我退休后，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作者：贾晓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