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2018年12月下旬《东方艺术》）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敢教授一直从事西方美术史的研究，特别是西方现当代美术和文艺复兴美术。最近两年，张敢创作了数十幅绘画作品，准备在今年年底举办自己的首个作品展。作为美术史家，他的创作从表现语言到主题都有独到之处，为我们展现了一位美术史研究者的多元面貌。这批作品全部以动物为主题，有的是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有的则是中外美术史中经常被艺术家表现的，还有一些来自东西方神话传说中的虚构形象。从研究前人创作的美术作品，到自己亲自实践，张敢认为这种角色的转变一方面是在“反哺”自己的美术史研究，另一方面，他更想表达自己在人生经历中从动物身上感受到的单纯和信任，以及它们带来的想象力的释放。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画的是我喜爱的世界”。
张敢准备将自己画展的名字就定为《我喜爱的世界》，并邀请老友中央美术学院的武艺教授担任策展人。作为美术史家的张敢和作为艺术家的武艺互换身份，分别在对方的领域里“跨界”了一次。在展览筹备期间，张敢接受了《东方艺术》的专访，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到绘画创作，畅谈了他对理论研究和绘画实践的诸多感悟。
格里芬
Q：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投身于美术史专业的研究呢？
A：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同时也喜欢历史，大约是因为父亲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耳濡目染的结果吧。父亲的一位老同学的儿子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读书，受他的启发我才想到报考美术史专业。我是1987年读大学的，当时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本科考试要考三天专业课，包括素描、线描、书法、美术史常识、美术评论，最后一道是面试，只有成绩合格，才能拿到文化课的准考证。我印象里，同考场的考生很多都在各种美术班里学习过，而我只能凭自己从小画连环画的底子来面对。线描考试是给一张复印的永乐宫壁画的片段——《钟离权度吕岩》，考生要根据样子放大到一张宣纸上，然后再勾线。专业考试的难度肯定比现在大得多。
我虽然如愿考进了美术史系，但是对美术史这个专业并不真的了解，一直认为美术史就是美术加历史。在读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曾动了转学的念头。不过，随着自己对美术史的理解日益深入，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学科的魅力，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美术史与历史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研究者除了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外，还必须具备出色的鉴别与阐释美术作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唯有经过长时间磨练才能获得。当年教过我的邵大箴先生、薛永年先生、汤池先生、徐庆平先生、易英先生等人都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品鉴方面具有极高的水平。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史，绝不是美术加历史那么简单。
旱宝
Q：我发现今天国内许多美术史家在研究之余都画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趣的是，即使是研究西方现当代美术的学者，他们的作品风格也很少是非常前卫的，这又是为什么？
A：之前有位鲁迅美术学院的老师也问过我相同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从事美术史研究的老一辈美术史家最初都是从事绘画实践的，因为热爱学术才转向美术史论研究，即使像我这样从本科开始学习美术史的，也是因为喜欢画画才进入这个领域。因此，画画是很多美术史家毕生难以割舍的一种情结。至于他们的作品不够前卫，其实也很好理解。作为美术史家，大家往往只能利用学术研究之余进行创作，而不像专业艺术家那样终日浸淫于此，对自己的艺术语言不断锤炼和推敲。对美术史家而言，艺术语言的探索往往成了第二位的，因此，他们的作品在风格上不够前卫，甚至偏向保守也就不为怪了。不过，绘画对一位美术史家而言，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之一。
河马威廉
美术史研究的对象是美术家及其作品，当然还有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等，这就需要美术史研究者对研究的对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而完全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比如研究中国绘画史，一个从未拿过毛笔，用过绢或宣纸的人肯定无法领略中国画的魅力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开始涉足美术史研究领域，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既无艺术实践经历，也无艺术判断能力的。这就导致很多论述美术的文章空洞浮泛，对艺术作品的阐释要么不到位，要么存在过度之嫌。如何把握好“不到位”和“过度”之间的尺度，充分体现了一位美术史家的学术功底。
艺术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一批热衷依靠自己的灵感和才华进行创作的人和一批欣赏这些创作成果的人。围绕这两者形成了一个由艺术教育、艺术赞助、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收藏和博物馆等环节构成的复杂系统。然而，构成艺术世界的基本单元，仍然是艺术作品。绘画创作的实践是加深美术史家对艺术作品理解的重要途径，因此，美术史家开始绘画实践，绝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更是对其研究工作的反哺。
美国美术史家大卫•卡里尔曾到我的工作室来过，他见我临习字帖很不理解。很多西方美术史家担心自己从事绘画会影响学术研究的公允，因为一旦创作必然会有个人的偏好。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意大利艺术家乔治•瓦萨里某种意义上讲是西方现代艺术史学的先驱者，他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样式主义画家和建筑师。
河神阿刻罗俄斯
Q：作为美术史学家，您画作的关注点是否与您正在进行的研究有关？是一种再现乃至强化？而或是一种转移？
A：我的创作确实与我目前从事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有一定的关联。我喜欢画动物，中外美术史上都有很多擅长画动物的画家。中国古代在绘画的分科中就有翎毛和走兽，说明当时动物题材的绘画是非常受欢迎的。其实中西方美术史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变得日益疏离。洞窟壁画中，动物与人朝夕相伴，既是人类狩猎的对象，也与人有一种共生关系。在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动物作为交通工具和劳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人们也从它们身上找到了表现美的特征。然而，随着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攫取和现代科技的发展，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被极大压缩，而人类畜养的马、牛、羊、猪等牲畜也逐渐从人类的视野中淡出。这在美术作品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现代艺术家中擅长或者说热爱去表现动物主题的并不多见。因此，对我而言，描绘动物既出于我对自然的一种留恋和怀想，也是我对过往美术史的一种敬意。
红鹦鹉
Q：您的画作在造型上手法写实严谨，又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形体处理，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丢勒的作品。能否谈谈您在创作中的一些体会？
A：我从小喜欢画画，临摹过很多连环画，比如《三国演义》《东郭先生》等等，很好地培养了我的造型能力和观察能力。我在画画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动物的结构，然后再去表现其基本的形体和动态。通常，我会把眼睛留到最后来完成，一旦添加了眼睛，动物的神态就立刻显得非常生动了。
除了连环画，我最早拥有的几本画册就是我姨夫送给我的关于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维拉斯贵支等人的小册子，我也曾临摹过他们的作品。再加上我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学校讲授文艺复兴美术史，意大利和北欧艺术家的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丢勒是我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这可能是我绘画中带有丢勒的某些痕迹的原因吧。丢勒画过很多动物，其中就有那只著名的《野兔》。丢勒的作品大多看上去非常写实，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很多艺术家想象的成分。事实上，西方绘画运用了写实的语言，但艺术家从未将照搬客观对象作为艺术创作的最终追求。可以说，西方美术史上绝大部分作品都不是对大自然的复现，而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我用的材料是水彩，不过在创作时并没有过多考虑作为水彩的本体语言。因此，我的画看上去有中国画的感觉，而不像大家常见的水彩画那样强调水的特性。西方美术史上很多早期的水彩画，也是如此。当然，我并不是说水彩画里“水”的特性不重要，而是说艺术家对材料的驾驭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目前阶段来说，如何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到下一个阶段，我肯定会去探索水彩语言和创作技法的更多的可能性。
在塑造形体时，我非常注意线的运用。应该说，线是最丰富的造型元素，中西方皆然。仔细看一下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如菲利普•利皮、弗朗切斯卡和波提切利等人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在诸如发丝、脸部的轮廓和衣服的边缘处理上都用了线。中国绘画对线的强调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这个毋庸赘言。我在用颜色来塑造形体的时候，在一些关键的部位会用线来强调，让形体显得更加精神和有韵味。
Q：我们知道动物于仿生学家是模拟与深入学习的对象；而对于作家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壳虫则是一种荒诞的异化，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则是以猫的视角来审视世界；而作为清初四僧之一的八大笔下怪诞的动物则带着自嘲。您画作中动物是否有隐喻的成分？
A：中国人自古就喜欢托物言志，就像用植物中的梅兰竹菊来象征人格的高洁一样。其实在东西方美术史上，动物都是有隐喻的。中国人认为鸡有五德，蝙蝠的谐音与福字相同。但是，蝙蝠在西方文化里却是和吸血鬼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认为不祥的猫头鹰在西方成了智慧的象征。所以我在画动物的时候，也有意选取一些在东西方文化中有歧义的形象。
对我而言，动物世界是一个更加直接和单纯的世界，那里有温情，有残暴，有弱肉强食，也有忠诚和信赖。德国艺术家博伊于斯在一个行为艺术中表演了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一幅绘画。他认为兔子甚至比人更能理解所谓的艺术，这当然是为他所做的那些不被人理解的行径找些说词。不过，他也只好对着一只死兔子来表达他的想法，一直活生生的兔子肯定不会在乎博伊于斯对绘画的理解。当艺术陷入一种纯粹观念的游戏中时，也就离死亡不远了。所以我画了两只兔子，取名为《尚未见到博伊于斯的兔子之一》。死兔子可以任人摆布，但是活兔子的意志却是自由的。正如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蒙田在《随想录》中说的，“当我与我的猫玩耍时，谁知道到底是它在借我消磨时间，还是我在借它消磨时间？”
在我眼里，动物是自由的、有灵性的，因此它们对人的态度就显得更加宝贵。一只小狗对人的依赖是那么质朴和直接，不会因为你的身份改变而有丝毫的变化。德国青骑士社的画家马尔克同样喜欢画动物，他曾说：“生活在我周遭不信神的人们无法触动我真实的情感，而动物追求生命的原始本能却拨动了我心头那根最美妙的琴弦。”这也是我喜爱画动物的原因。
Q：对神话的高度关注是19世纪以来德国哲学与艺术的一贯传统，瓦格纳把失去神话当做现代文明的一种根病，主张通过艺术重建北欧神话。而尼采和海德格尔则深度重塑了古希腊神话。我们知道一些艺术家在表现神话题材，如基弗。您是怎样考虑的？
A：由于年代的久远，历史变成了传奇，传奇又演变成了神话。神话中包含了人类早期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也包含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期许，以及对自己无力抗争的恶势力的诅咒。很多神话看上去是荒诞不经的，其中却包含了很多人性中最质朴的诉求和希冀。古希腊罗马艺术表现的对象主要是神话题材，中世纪则以基督教为主题。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西方绘画中占主导的就是基督教和希腊罗马神话题材。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现实世界。尽管如此，当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面对找不到表现主题的困境时，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古代神话，如杰克逊•波洛克、马克•罗斯科、阿道夫•戈特利布、李•克拉斯纳等人都画过神话题材。我喜爱神话，因为我在其中感受到思想的自由和想象力的释放。更重要的是，神话让我能徜徉于东西方文化的长河，在其间既去体会差异，又能感受人类心灵的相通。
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有很多人变成动物的感人故事。如被朱庇特变成一只牝牛而遭到朱诺折磨的伊娥，被女猎神狄安娜变成珍珠鸡的英雄墨勒阿格洛斯的姊妹，以及无意间撞见她洗澡而被变成鹿的阿克泰翁，朱庇特化身成公牛掠走欧罗巴等等。
其实中国古代这样的故事也很多，比如填海的精卫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很多中国艺术家喜欢画《山海经》，就是因为那些神祇能够驰骋大家的想象。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有一种神兽，名叫貘。传说中它以梦为食，专门吞噬梦境。还有一种传说称貘专吃铜铁，在昌明的时代，貘得以饱食终日。然而，随着战争频仍和人类大量制作偶像，金属被大量消耗，导致貘被饿死。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写《貘屏赞》，借貘的悲惨命运来针砭时弊。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我画了一幅《梦貘》。《韩非子》云：“狗马最难，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旦暮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事实上，真正要表现好神话中的人物和鬼魅也不容易，否则吴道子的曲阳鬼也就不会那么为人推崇了。
Q：展览的名字“我喜爱的世界”很有意思，因为这种简单直接恰恰与您美术史学家的身份形成了反差。那么最后请问，您喜爱的世界是什么？
A：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以及自己喜爱的世界。我喜爱的世界就像中国文人画笔下的山水田园，它是完满自足的，更像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当然，我知道这只能是一个理想中的世界。但是，我确实从自然界中的动物以及我的学术研究中感受到了这种状态。因此，我要用画笔去表现这个我喜爱的世界，动物不过是它的载体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