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润喜，别署半觉，1957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少年时代，在刘思平、贾方舟、刘大为等先生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受到良好的艺术启蒙。1973年开始参展、发表作品。1978年与杨飞云、朝戈、吴迅同时由内蒙古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专业受教于中国画系叶浅予、李苦禅、李可染、刘凌沧、梁树年、刘勃舒、卢沉、张立辰、周思聪、赵友萍、王同仁、蒋采蘋、黄润华、贾又福、李行简、金鸿鈞、许继庄、姚治华、谢志高等先生；史论受教于邵大箴、李春、程永江、李玉兰、汤池、薄松年、赵昔等先生；并有幸得到钱绍武、韦启美、李少文诸先生的再启蒙，学艺四年，获益终生。
1981年，作品《高原飞雪》荣获《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在校生作品展》一等奖，受到老院长吴作人、江丰的褒奖。198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执教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90年代中期,参加中央民族大学油画研究生主要课程班学习，有幸得到刘秉江、罗贻教授的亲授。在教学工作中，得到沙更世、李景彬、邓元昌、周菱等先生的指导和提携。
高润喜从教30年来，先后在中国画、油画教研室任教,1997年后任担任美术教育教研室首任副主任、主任，2005年担任副院长主持教学工作至今，现为教授、博士生、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生工作室主任，教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美术》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民族美术艺委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部学位中心学科评估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专家；艺术独立论坛理事、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华夏文化促进会委员。
高润喜长期从事现代水墨与重彩绘画创作与教学，形成独特的现代艺术风格和品位，是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和艺评家。
1991年始，高润喜先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香港北京画廊、澳门葡萄牙东方基金会画廊、台湾首都艺术中心、北京歌德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馆、北京墨岚画馆等艺术展馆举办个人画展十余次。书画作品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亚洲文化中心、葡萄牙东方基金会等国内外文化机构及收藏家收藏。曾为中央民族大学主楼（1991年与邓元昌合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主楼会议厅（1992）、北京邮电大学科学会堂（1993）、天津泰达经济开发区（2002）等公共环境创作大型丙稀壁画。
高润喜的书画作品多次参加海内外重要画展、其中包括第七届亚洲美展等。著名艺术学者邵大箴、贾方舟、吴步乃、傅京生、贾德江、杨毅、肯普夫（德国）、巴洛苏（葡萄牙）等先生曾作专文评价。1994年《苗女》获首届全国民族美术大展“创作奖”。2002年《春思》获得现代中国水墨画展“特别优秀奖”，日本富士山水墨美术馆馆长加藤淳特致函祝贺，感谢画家为中日友好所做的重要贡献。
从1992年起，先后出版了《高润喜画集》（香港）、《高润喜画集》（北京）、《高润喜作品选》（澳门）、《高润喜画辑》（台湾）、《高润喜素描教学》光盘，论著《美术修养七小时》（北京）、《中国画名家艺术研究——高润喜现代重彩》和《高润喜现代水墨》等专著。
高润喜的书画作品及文论主要发表在“美术”、“美术研究”、“美术观察”、“中国国家画廊”、“中国美术馆”、“中国油画”、“荣宝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美术报”、“中国书画收藏”、“中国图书报”、“中国民族”、“民族画报 ”、“当代美术家”、“美术向导”、“艺术教育”、“国画家”、“美术界”、香港“中国当代书画”、台湾“艺术家”、美国“IMPACT21”等杂志及中央和地方电视、网络媒体的专题报道。
高润喜是位善于思考和善于创作的艺术家。早在学生年代他就崭露头角。1981年，他的作品《高原飞雪》获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在校生作品展一等奖。其后，他有不少作品参加国内和国际展览，受到画界的注目。
对中青年画家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个人的风格，润喜自不例外。他在认真学习研究和认真实践的基础上，自觉地追求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画风。润喜的绘画语言建筑在他对绘画本质的认识上。他的作品不以摹拟自然为目标，而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宗旨。他画那看得见的世界，也画那看不见的隐秘世界。他的作品是他内心情感的真诚流露。画风表现主义味很浓，不同于西方表现主义的事，他运用的语言符号清晰明朗，有构成味；他注重画面的装饰性，又始终不忘语言的深度，不忘作品的精神内涵。在他粗犷的线条和凝重的色彩中，我们感觉到生命的律动。他的作品能触发人们心理的、情结的、审美的反应，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人会问，高润喜的画也算中国画？邵大箴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所谓中国画当然包括水墨画，但不就是等于水墨画，更不就是等于文人水墨画。“中国画”在观念、技法和材质上，应该有很大的包容性，唯有如此，中国画才会获得充足的发展。
绘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它没有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正是各民族特性和无数画家个性的表现，才使世界画坛更为丰富。然而，民族特性并非是凝固不变和静止的东西。它只在广泛的交流中，在和异己思潮和风格的矛盾冲突中，才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性是流动的活水，不是千年不动的死水谭。固步自封的“民族性”，意味着停滞、守旧和落后。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艺术的创造中，这个原理似乎是共同的。因此，在艺术领域，既应该鼓励发掘民族传统，借故开今的努力，也应该同时鼓励勇敢地引进外国艺术经验的一切有益尝试。外国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成果，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创造，都是可供吸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老一辈艺术家石鲁先生曾说过：“对待艺术，宁可喜新厌旧，不可守旧忘新。即使传统的理论也承认艺术不可不新，创新必破旧，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出精品、出新意，是当代著名画家高润喜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水墨”是他艺术探索的主攻项目之一，在他看来，水墨作品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成，二是新意。
为了这两个方面，高润喜曾潜心琢磨中国绘画的传统笔墨和美学意境，也研习过西方美术的古典与现代。高润喜在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与东方美学的神韵中，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那就是以“极简主义”的线条作为水墨画语言的基本元素，在造型手段和章法构成上显示出立体主义特征和解构主义特色。
无论是他笔下的人体还是静物，高润喜都力求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与感悟相结合。他采纳“以线造型”的手法，吸取现代构成中的形式因素，探索出一条现代与传统相交融的创作之路，创造出一种奇特而和谐的非再现艺术画面，展示出自己心中那恒久的生与爱的欲望。观高润喜的水墨作品，正如画家自己所言，欲在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夹缝中开拓一块生存空间，在这双重文化的强大压力下，他的风格必然带有“变形”的成分。加上笔线的洗练简洁、飘逸、洒脱，泼墨挥毫间透出一种随意和桀骜的气势，简中之妙立显，体现出无尽的视觉艺术张力。
艺术创造需要一个自己营造的心理环境，艺术作品真正的轻松是从事艺术创作过程中状态的轻松，这种状态是画家对生活认识的一种飞跃，其本身就可视为创作的目的。欣赏高润喜的作品，我们更要深入探究他对于作品中内在个性精神层面的描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创作的意图和作品中率真的意趣。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润喜先生是传统国画的叛逆者。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有幸师从叶浅予、李苦禅、李可染、贾又福等名家，但在他40年来的作品中甚少见到这些大师们的影子。
相反西方现代绘画似乎对他产生更大的诱惑。或许是深沉的内蒙古大草原滋养了高润喜先生深沉内敛的性格，他喜欢大自然的色彩，喜欢厚重的笔触，喜欢热烈而深沉的情感和情调。他并不仅仅满足于中国水墨的表现构成，在美院练就的高超素描技巧，对色彩天生敏锐的感觉以及对造型的热衷，让他在业余时间探索油画、丙烯以及壁画更是如鱼得水。
高润喜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野兽派等来自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观念。他似乎对马蒂斯情有独钟，但立体主义也往往成为他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他也不排斥来自民间壁画的技法吸收。因此，在他的现代人物水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充满张力的线条，夸张变形的造型，以及现代性的观念构成等，但这些作品的墨色、整体感觉却又是东方人的思维。
在他的骨子里，东方文人士大夫的写意依旧是他难以割舍的情怀。他虽然对写实推崇到一个极高的高度，他是一个忠实的写实主义者，但他又不拘泥于具象。他的作品混杂着各种文化的元素，大杂交错却又和谐的统一……这正恰如高润喜先生本人，为人处世低调内敛，但内心对艺术个性的追求却是狂放不羁，这些都在他作品上得到了巨大反差而又奇妙的和谐统一。
高润喜有幸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现代名家大师重焕艺术青春的时代中，得到了大师们最后的言传身教，又能最早感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所带来的震撼，在痛定思痛后，他没有因循守旧走前辈们的老路，而是毅然选择了“笔墨当随时代”。事实上，在与高润喜同时考入中央美院的校友中，李少文、刘大为、杨刚、谢志高、史国良、吴长江……等均是大家辈出灿若星辰，是他们承担起了中国艺术承前启后的使命。正是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现代水墨发展方向的各种可能，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历代大师们最具生命力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