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注重师承传统，同时提倡自成一家。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论述学画的惯例说：“其始也专以临摹一家为主，其继也则当遍访各家”，“初则依门傍户，后则自立门户。”松年《颐园论画》说：“吾辈处世，不可一事有我，惟作书画，必须处处有我。我者何？独成一家之谓耳。”

李苦禅先生（1899-1983）是现代中国写意花鸟画大家，门下弟子众多。李苦禅的入室弟子崔瑞鹿，原名崔瑞禄，1944年生于北京，自幼爱好绘画，16岁起师从李苦禅长达24年（1960-1983）。崔瑞鹿对李苦禅的师承时间既长，用功且深，从人格画品到笔墨修养，他都一一传承下来，甚至他的斋号“鹿苑”（印度佛陀初次说法的圣地鹿野苑的略称）也与“苦禅”（佛教苦行僧，“苦”即佛陀初次说法的“四圣谛”之一）精神一脉相承。李苦禅特别重视人格，并把人格与画品、笔墨联系起来，认为“画的价值，重在人格”“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姜夔论书法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崔瑞鹿也认为“学画先学做人”“先学好做人，画才能正”“笔墨一个点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来”，他一直把恩师李苦禅奉为人格高尚、画品超纵的楷模。李苦禅重视读书，认为“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画家要有书法、诗词、音乐、哲理等文化修养，画才能高；崔瑞鹿也认为读书非常重要，文化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绘画境界才能升华，才能有书卷气。李苦禅重视笔墨，主张书画相通，认为中国写意画“笔笔皆需写出而非画出，写者，以书法笔趣作画也”“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崔瑞鹿也认为笔墨非常重要，超过造型，“书到高处就是画，画到绝处就是书”。崔瑞鹿不仅亦步亦趋地追随李苦禅的大家风范，颇得苦老亲炙真传，专精一家，而且转益多师，遍访秦仲文、郭味蕖、许麟庐、黄永玉各家，并泛滥徐青藤、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诸家，全面师承中国写意花鸟画传统，终于在苦禅门下自立门户，自成一家。

在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写意花鸟画传统严重流失的当下，崔瑞鹿以继承传统为使命，强调继承传统比所谓创新更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墨守传统、不思变革、毫无个性。师承传统贵在“师其意而不师其迹”（唐志契《绘事微言》）。“仿古正惟贵有我之情在耳。假舍我以求古，不但失我，且失古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现代中国画大师齐白石自述：“余每作画，意欲自立门户，以似古人深为耻。”他告诫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苦禅原名李英，是齐白石的得意门生，齐白石称赞其“众皆学我手，英也夺我心”。李苦禅也教诲学生：“学人家的法子，画自己的思想稿子。”崔瑞鹿谨记齐白石的告诫和李苦禅的教诲，坚持“学先人的笔墨，画我自己的东西”。由于接受的是中国画传统的师徒传授的教育，而不是西式美术院校的教育，崔瑞鹿的写意花鸟画创作的显著特点是笔墨重于造型。他认为中国写意画主要不是造型问题而是笔墨问题，造型问题比较简单，“一个鸡蛋加一个枣就是鸟”，而笔墨问题相当深奥，如果没有精湛的笔墨，造型再准也没有生命力。笔墨确实是中国写意画的精髓。笔墨比造型更带有生命的痕迹，更能够表现画家的个性，更容易形成独特的风格。中国写意画名家之所以能够“处处有我、独成一家”，主要是因为处处有我个性化的笔墨。崔瑞鹿坚持“学先人的笔墨，画我自己的东西”，实际上他经过几十年写意花鸟画学习与创作，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写意花鸟画技法，已经把先人的笔墨化为自己的笔墨，表现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正如王昱《东庄论画》所说：“惟以性灵运成法，到得熟外熟时，不觉化境顿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数而自成家数矣。”李苦禅擅长鹰与荷花，崔瑞鹿也爱画鹰与荷花，但二者的造型不尽相同，二者的笔墨迥然有别。例如，李苦禅的《山岳钟英》画鹰造型夸张，笔墨锋芒外露；崔瑞鹿的《荒漠之秋》画鹰造型写实，笔墨沉静内敛。李苦禅的《盛夏图》画荷造型疏散，笔墨雄健朴厚；崔瑞鹿的《爱莲图》画荷造型简洁，笔墨清雅秀逸。这两种不同的笔墨风格是由两位画家不同的个性气质所决定的。崔瑞鹿的写意花鸟画正是师承传统而不拘一格，以沉静内敛、清雅秀逸的个性化的笔墨风格，在当代中国写意花鸟画坛卓然特立，自成一家。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书画家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