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天雪
我和永刚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友。他是1982年入学，1986年毕业；我是1985年入学，1989年毕业。说起来我们竟然还同学了一年的时间。但这一年，他常常因办展览、下乡实习、收集素材、毕业创作跑在外面，而我这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刚从外地来京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还处于对周围陌生环境的熟悉中和独自处理生活的惊慌中。记得在那时我们的眼中，那些高年级的同学近乎“可怕”，他们大多不仅年龄大、考过很多次才考中、工作过、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而且还装扮“怪异”、举止“没规矩”、谈吐“狂妄”。就这样，不同龄、不同届、不同系的我和永刚，在2008年的这个夏天之前，几乎是互为陌生人。
2008年6月的北京，有着不同于往年的凉爽，穿过通州宋庄东北一带的一个电动大铁栅栏门，蜿蜒驰过一片植被茂密的园子，远远的，永刚已经在门外守候，高高大大的身影。下了车，夕阳中微笑着的永刚才真切地站在面前，我把这看做我们真正的第一次见面：白衣黑裤，式样简洁、讲究，颜色简单、利落，质感自然、舒服；一米八五左右的身量宽宽厚厚的，“德国式”的啤酒肚，是那种正常的四十岁以后发福的迹象；发式是那种典型的“艺术家发式”，略长，但也没有长到披肩，自然地披散着；伸过来握的手厚厚的、暖暖的、有一定力度，动作肯定、实在；典型的北方男人的面容，粗犷、俊朗并有一丝霸气，眼神热情而真诚，透出内在温柔、细腻的一面，特别是在他粗犷的外形的衬托下，更令人印象深刻。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在意会客礼节、注重细节、对自己有比较强的约束力、对己对事都有较高要求的人。
永刚在通州的家是一个二层的单体小楼，据说是它的前一任西班牙主人设计建造的，灰色调、直线条、较强的形式感和现代感，有些包豪斯或北欧风格，就像现在在中国很流行的那种样式。内部也一样，也以直线条和灰色调为主，再加上天窗和通体的落地窗、大的挑高以及透进来的窗外环绕的绿色，整体上简洁、明朗、通透、舒适，他的那些以黑白为主色调的、各处摆放的雕塑、瓷器和绘画，在这里显得非常和谐和醒目。严格地说，这里更像一个大工作室，生活的意味淡，工作的气息浓。
永刚的声音很浑厚：“知道咱们都是美院的，哎呀……，什么都别说了，一下子就特别亲”，他喜欢说“哎呀……”，在那个延长音和稍许的停顿中，好象饱含了很多感慨和情意。的确，就是在这样的声音中，我们也真的“一下子”回到了20多年以前老美院那旧旧的、浓浓的学院式的氛围中而没有了陌生感或距离感，对每天穿行无数次的操场、脏乱邋遢的宿舍、散发着各种材料气味的画室，对那些满身沾着颜色的同学、那些比学生人数还多的“大艺术家”教授，对每天接收到的新鲜信息，对以我们为中心晕散开去的美术圈子，对那个时代……，我们有太多“一切尽在不言中”的相同记忆和感慨；也就是在这样的声音中，永刚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
家在遥远的内蒙古深处
1964年，永刚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左旗根河，当然这还是当年的提法，后来额尔古纳和根河各自成为独立的城市，不再有隶属关系。额尔古纳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纬度最高的市，具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北端，大兴安岭西北麓，并因居额尔古纳河右岸而得名。蒙古民族就是在这条900多公里长的河边生息、发展，并逐渐壮大强盛起来的，境内留有蒙古民族古代文化的遗存，根河是额尔古纳河伸向东北方向的一条支流。额尔古纳，蒙古语为“奉献”之意，也正是意指作为摇篮和母亲的河流对蒙古民族的哺育和滋养。这里是中国的最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最北部，与俄罗斯相望，接近满洲里，是中国向北对外开放的窗口。民国后曾设额尔古纳左翼旗和额尔古纳右翼旗，1966年（即永刚出生后不久）改设额尔古纳左旗和额尔古纳右旗。永刚的父亲是迁徙而来的汉族，母亲是随父亲从内蒙古南部远迁过来的蒙古族。父亲的祖籍是山东，对于山东，父亲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因为当年跟随爷爷为了逃荒“闯关东”的时候还非常小，当时家里人口太多，没吃没喝，几乎顾不上年幼的父亲，或许也顾虑到他会成为长途跋涉中的累赘吧，爷爷曾经动过抛弃父亲的念头，是父亲的二哥即永刚的二伯（一共兄弟三人）执意要把父亲背上，才没把父亲丢下。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那一段苦难的日子，已经去世的爷爷在世的时候不愿意提起。这些是永刚小时候听父亲偶然讲起的，想必已经成家立业的父亲，对当年极度苦难中家人的处境会有充分的理解吧。
所谓“闯关东”的“关”是指山海关城的东门，它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初开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被发配至“极其边远寒苦”的东北，史称“流人”。另外，东北又是外敌侵扰之地，满清政府和侵略者修筑的很多工程都需要苦力，山东历来是劳力的供给地，再加上近代山东人的圣人之乡心态和乡土意识逐渐淡化，冒险精神增强，促使流民的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19世纪中后叶，黄河下游又连年遭灾，山东的破产农民就更是大规模、不顾危险地兴起了背井离乡的“闯关东”，它实质上是一场“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一位亲历的日本人曾记录说：“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由奉天至吉林，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1）仅民国的38年间，“闯关东”的山东人在东北扎下根的就有近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就如同汉族这个庞大的民族为了缓解人口压力而走西口、下南洋或移民内蒙古和新疆一样，都是人口和经济的一种自发平衡，尽管这个过程本身是充满着苦难甚至血泪的。
永刚祖父辈的迁徙自入关后，穿过辽宁，定居于吉林，后来父亲随着两个哥哥做了军人。大伯做到师级干部，解放后参加过朝鲜战争。“打完仗”的大伯积极响应了开发大兴安岭的支边号召，直接就到了根河。当时的额尔古纳和根河一带，河流清澈，植被茂密，物产丰富，可开发的东西多，可做的工作也多，再加上大伯的干部级别很高，因此生活和待遇比起他们生活的吉林都要好很多，于是二伯和父亲也都随着去了根河，并就此扎下了根。母亲原本是接近吉林的通辽一带的蒙古人，因与父亲的相识、结婚随迁而来。
大伯和二伯都没有儿子，永刚的出生，让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永刚很早就能感觉得到全家人对他的特别喜爱。他最早的模糊记忆是在大约三、四岁那种对事似懂非懂的时候：“父亲喜欢体育运动，记得他们曾把我放在一个装篮球的网兜里，围在外面逗我。当时我对这些冲着我‘呲牙咧嘴’的人感到很恐惧，就哭、闹、挣扎，现在想来他们应该是喜欢我。那个印象特别深。”
“最后我选了画笔”
永刚的父亲是当地刑警队的警察，因为额尔古纳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包括汉、蒙古、回、藏、苗、彝、壮、朝鲜、满、土、锡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俄罗斯等17个民族，各类冲突和犯罪事件特别多，甚至常发生杀人案，维护治安和办案的工作尤其繁重，因此父亲经常不在家。小时候得到的最多关爱和教育的还是来自蒙古族的母亲。与弟弟和姐姐相比，母亲更偏重他一些。永刚自幼喜欢安静，甚至不在意独自呆在家里，所以母亲经常会在出门办事、买东西的时候，只带上愿意跟着去的姐姐，而对不肯出门的永刚，只好安顿在火炕上，扔些小勺、纸、笔一类的东西任他摆弄。妈妈知道他喜欢画画，就常会安抚他：“你好好画吧，等妈妈回来看你。” “我就想让妈妈高兴，妈妈喜欢画画，我就画画”，有一次想画勺，不会画，就把勺扣过来比着画，等参加完婚礼的妈妈回来，已经是满炕的画了：“妈妈就抱着我亲，说我儿子真好！画得真好！”就是在这样的“宠爱”、鼓励和赞赏的目光中，永刚的画“不可遏制”地发展了下去。也许母亲最初的夸奖多半是因为他很乖，但一个不到5岁的男孩子（这正是一个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好吃的东西上面、四处乱跑、多动不安生的年龄），能够长时间地独自呆在家里，专注于一件事情并能自己想出办法，细心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如果不是极度地喜欢，恐怕是很难解释清楚的，母亲的赞叹中喜爱之外，也是相当客观的。这就是所谓“天分”吧，它无拘无束地、早早地显露出来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就这一点来说，永刚是幸运的，那么他这一辈子，不画画干什么？！
永刚保留的自己的最早的“作品”要算5岁时画的妈妈：“我说妈妈给你当模特吧，画我。他就照着我画，画得还挺像。”这个“妈妈”远看只有一个大头，但仔细看是上下摞着的两个人，两个大头：“当时我能有一种感觉，底下的就是我啦。” 其原初的创造性可见一斑，这显然是一个天分中对绘画有想法的孩子。
独自在家的永刚除了画画，还会摆弄多才多艺的父亲的那些乐器：小提琴、二胡、三弦、京东大鼓、喇叭。他最喜欢小提琴，还找后院的一个会拉小提琴的邻居叔叔正儿八经地学过。但在六岁的时候，希望他能专注地做好一件事的父亲，做了一个决定：他买来好多漂亮的颜色，又把小提琴拿来，让永刚在小提琴和画画中间选一个。是因为绘画终究相对直观形象，而音乐比较抽象？因为五颜六色的画笔实在太漂亮了？还是因为更喜欢画画一些，亦或是因为上天的安排？“最后我选了画笔”！父亲果断地把小提琴送给邻居小朋友，哭哭啼啼的永刚万般不舍，但父亲的决定不可更改：“就这样，我选了画画，现在想来画画很苦。”很苦，但也很甜，不是吗？应该感谢父亲吧！
再也不钓鱼了
毕竟是孩子，毕竟是男孩子，特别是在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永刚也做过“淘得出圈儿”的事，而且不淘则已，一淘就淘出轰动全根河的“大事儿”：一次，七、八岁的永刚看到隔壁小朋友家吃鱼，很馋，据小朋友说是在附近南山一带的根河里钓的。当时根河的水还非常清澈，可以用手捧着直接喝（现在不能喝了，被附近开的工厂污染了）。当时他有点儿用父母给的零钱积攒起来的“小积蓄”，就到商店买了鱼钩、鱼竿、鱼线，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谁也没告诉地带着四、五岁的弟弟去南山钓鱼了。关于钓鱼当时什么都不懂，只是在那之前见别人钓过，所以还知道先在沿途挖些长长的曲蛇当鱼饵。然后就高高兴兴地踩着火车道、抄近路向河边走。七八岁的男孩已经可以非常娴熟自如地在铁轨上行走，而四五岁的弟弟就需要不停地紧追慢赶以至于终于跌倒，并因摔碎了手里拿着的装曲蛇的玻璃罐头瓶子而割破了血管，“差一点儿就割到动脉，血直往外喷，我就撕开自己穿的背心给他系上”，这个动作倒不是因为他多么懂得急救措施，而只是单纯地不想让血继续流，因为他在简单处理之后竟然还是继续往前走，并在河边钓了整整一天的鱼。看到弟弟的血一直流，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识；弟弟因为失血过多虚弱地躺倒了，他也只是认为是困了，任凭弟弟睡去，自己还是继续钓鱼。一天什么也没钓到，问了旁边钓得盆满钵满的钓鱼人，才知道自己买的鱼线太短，刚能够到水的面上，这才恍然大悟，决定第二天换了长线再来钓。弟弟已经完全走不动，他就只好背着弟弟走了足足两公里。天已经擦黑的傍晚时分，两个疲惫不堪的惨兮兮的小朋友终于回到了已经炸了锅的家——父亲动用了他的警察朋友们，满根河地打听、寻找……。弟弟被立即送往医院，永刚被勒令面对着烤得火热的火墙跪着：“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很严重的惩罚。当时没打我是因为二伯在，他很护着我。他说‘回来就好，别骂他们了，他们已经知错了。明天早上九点我带你们去钓鱼。’”果真，第二天，“二伯和他的一个朋友，领着我们用鱼网兜了好多鱼，然后到附近的一个国营饭馆，挑出最好最大的鱼交给厨师说‘给我的这两个小孩做上’，他那天喝了点酒，吃完饭到隔壁的照相馆照了这张相。”照片上，弟弟坐在二伯的腿上，永刚偎在二伯的身旁，二伯的护佑成了永刚在惊魂未定中最安全的港湾。“二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去世了，但他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有什么，想吃鱼找我，以后再也不要办这种傻事了’，从此我发誓再也不钓鱼了。”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却也是一次真正的成长。
根河市的主体资源是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75%，居内蒙古自治区之首，属典型的国有林区，主要树种包括兴安落叶松、白桦、樟子松、杨、柳等。父辈们被号召来支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砍伐这些树木用于国家建设或远销到国外换取外汇。虽然现在已经无树可伐，但永刚小时候还到处是长了好几百年的、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的参天大树。从家翻过栅栏就是一个木场，一次趁木场工人睡午觉，8岁的永刚爬到吊车上，开动了吊车，吊起五六根木头往前走，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只会开、不会停，当然是为时已晚，前面的木头和三辆吊车被一个一个撞坏后，他驾驶的吊车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停了下来，物质损失自不必说。“一切都很好奇”，永刚只好这样解释少年时期自己闯下的所有的“祸”。
最小的小学生
还是在5岁的时候，永刚就央求妈妈做了一个小书包，“背着书包就跑到小学校的大门口，跟着混进学校，人家进教室，我就爬在窗户外面听老师讲课、听学生们背诵，特别渴望上学”，6岁的时候就哭着闹着非要上学，并对父母夸下“海口”，说是只要让上学，“让干嘛就干嘛”。做警察的爸爸只好找朋友向学校通融：违背当时8岁入学的规定。好不容易如愿以偿的永刚，上了学之后的确非常认真和出色，门门功课都是满分。而他画画的天分终于不再只赢得妈妈的赞赏，而有了一个更大的展露峥嵘的空间。一次画画比赛，他的《天安门》得了一等奖：全景的天安门，配以太阳、河流、小鸟，构图完整。在那个贫穷、交通和资讯不够发达的时代，全中国的小朋友差不多都画过这种根据书本上的图片创作的梦想中的天安门，这是小学阶段的美术课上必有的命题创作。这么多孩子都在“想象”，能得一等奖是很说明问题的。
宝物箱
上了小学之后的永刚，拥有了一个收藏箱——在那个玩具稀罕的年代里，孩子们大多会有的珍藏自己钟爱的“宝物”的宝箱，纸盒的、木盒的、铁盒的、铝盒的，五花八门，问父母讨来，放进自己最在意的、大多极不值钱的东西，完全是“心灵的秘密”。永刚的宝箱里最“贵重”的是几本他八、九岁的时候成本成本临摹的小人书，《智取威虎山》、《董存瑞》、《黄继光》等等，都做成真的小人书那么大，尽量复制式地临摹画面，然后把角本也全部抄写上，再配上封面、封底，连封底的价钱也依样写上，最后自己装订好，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小人书都是借人家的，几天就要还的，那时候真能坐得住。”少年永刚的确有些与众不同，放了学不很喜欢跟别的孩子跑出去玩，不喜欢扎堆儿，最愿意呆在家里做作业、看书、画画，有时候读课文读到感动处，还会“创作”。他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独处中享受着无尽的自得其乐的乐趣，显示了他日后所从事的绘画实践中最可宝贵的自我意识、个性表达、独立思考的难能潜质，以及对这种潜质的极好发掘和考验。“我画这些小人书干嘛呢？因为有些小孩要看呀，我就可以用这个跟他们换好吃的，一种交易。”今天说起来，永刚还是会得意地笑，那个将乐趣和玩耍“混为一谈”的智慧的少年永刚仿佛就在眼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