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盼超
中国哲学宗教与西方的差异性决定了各自艺术形式的不同。我国原始先民用稚拙的双手在陶胚上描绘或豪迈粗放或婉转秀丽线条之时，已经播下了艺术创造的种子。这种有别于西方艺术的独特语言——中国画，背后蕴涵着深厚的东方哲学理念。中国绘画艺术发展了近两千年，到近现代才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逐渐完善着自身的独特艺术语言体系。回顾20世纪艺术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几乎每位取得巨大成就的国画大家，都是立足于“创造”而不是完全依附于“传统”。诸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都是从传统走出来的大家，他们都是把“时代精神”自觉地融汇到其创作中去。更别说诸如林风眠、徐悲鸿、李可染、吴冠中等吸收西方艺术改造中国画的大师们。只有到了近现代，我们才开始有意识到思考东西方艺术之间的比较问题，当然这也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必然。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大拉近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文化艺术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必然走向更大范围的融合。在此前提下，中国画的“当代性”问题已成为美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高润喜自1978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艺术，受教于叶浅予、李苦禅、李可染等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适逢改革开放之际，西方现当代艺术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能简单归结为对西方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语言和形式的借鉴，而是激发了他反思东西方艺术共性以及追寻艺术存在之意义。
就传统艺术而言，东西方无论从哲理基础还是表现语言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社会、文化、艺术形态均与西方拉近了的距离，中国画的现代演进趋势已成为必然。林风眠作为中国画革新的开拓者，从人的生命本体及艺术本质的角度去思考人与艺术的关系，这种思考打破了“东”与“西”、“土”与“洋”的界限，他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艺术形式，从本质上都源于人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他在《致全国艺术界书》（1927年）中言：“谈到艺术便谈到感情。艺术根本是感情的产物，人类如果没有感情，自也用不到什么艺术；换言之，艺术如果对于感情不发生任何力量，此种艺术已不成为艺术。”
既然中国人与西方人皆称之为“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皆有“七情六欲”，且皆借助艺术来表达情感，那么艺术形式上的相互借鉴、吸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林风眠进而谈到笔墨的时代性问题，他在《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中言：“艺术是直接表现画家本人的思想感情的，画家的思想感情虽是本人的，因为画家本人却是时代的，所以，时代的变化就应直接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内容与技巧，如绘画的内容与技巧不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仅仅能够跟着千百年以前的人物跑，那至少可以说是不能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与情感的艺术！”。林风眠的这种思考为中国画的“现代化”道路打开了一扇大门。在这一思想引导下催生了诸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这样的现代中国画大师。可以说，吴冠中20世纪末对于中国画“当代性”的思考是建立在20世纪初林风眠对中国画“现代性”思考基础上的。吴冠中为林风眠的艺术思想“锦上添花”，借助对古代画论的重新研读、对形式语言的开放性探索，为中国画在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高润喜的艺术实践直接参与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画“当代化”进程，这也就是为何他的艺术具有很强的当代性特征的原因。他对艺术的思考与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是一体的，由此他十分关注人的情感在艺术中的表达和体现。他曾经说道：“对我来说，作画是一种内在情感的需要，它既不是对现实的逃避也不是对精神压力的抗争，它是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副产品。我力求排除杂念使自己进入一种无欲的创作情境，升腾我的思想，净化我的灵魂，因为，只有无欲才能产生自由，而自由是美的唯一产地”。这种对“自我”精神升腾过程也就是他艺术抽象化的过程。
我们不能把表现主义与抽象主义当成西方的专属，中国画艺术从内在精神上讲也是表现的，也是抽象的。也许抽象和表现更容易传达人的情感，所以被许多注重自我情感表达的艺术家所采用。高润喜选择这种表现形式，看重的也是其更有利于画家对世界感悟的表达。当然，抽象和表现作为一种高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对物象抽象化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强烈的自我表现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够凸显出个人的情感和风格。
蒙克、梵高、波洛克虽同属表现主义，风格却有很大不同。高润喜在艺术表现上，尽量摆脱“东方的”、“西方的”的困扰，而是立足于生命本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通过线条、色彩把斑斓多彩的世界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同时期作品在风格上有着很大差异，但是具体到某一时期的某一件作品，却发现画面整体气象非常统一完整，原因就在于作品背后真诚反映了画家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有的作品色彩斑斓却不失统一，有的作品线条简约却不失多变，这皆显示了他对表现语言和表现形式非常到位的把控能力。由于线条与色彩背后有生命精神的灌注和思想情感的表达，所以高润喜的画面变得更具活力和张力，同时也形成了他不同于当代画家的独特画风。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应把传统中国画局限在“笔墨”的范围内，而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去讨论和探索中国画的发展途径，以给予其更大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空间。相信未来的中国画“新传统”必将形成，而高润喜在中国画领域里的长期探索无疑会为这一“新传统”的建立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