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人一生中最充满阳光，最富于幻想的时代。不管你出生在贫穷或富有的家庭，只要你有一颗快乐的心，那么你就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出生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落，村名叫中六村，兄弟、姐妹五人，我排行在三，因为我继二位姐姐之后的第一个男孩，备受宠爱。生下我不久，母亲就得了一场大病，在北京父亲所在的医院里，一住就是一年。幸好，村里有几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奶奶抱着我出东家串西家赶奶吃，光乳母就有好几个。
童年时，我有三次生命的危机。
第一次，1963年我一岁时，白洋淀发洪水，房子被洪水泡塌（因为房子本身就是土坯垒起来的），奶奶用冲塌的房屋木料，搭建了一个棚子，大姐抱着我，奶奶在水里捞一些没有被洪水冲走的家当。当奶奶回头看时，发现姐姐的手里是空的，就飞快地跑到姐姐跟前，问：“孩子呢？”大姐用手指了一下水里冒泡的地方，说“掉在这儿了”。奶奶急忙把我从水里捞了上来。此时，我的肚子已经喝得跟蛤蟆差不多了。大概日后能喝水的习惯就是从这打下的基础。
第二次，是1965年我三岁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得了一场病，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听奶奶说，病得非常厉害，头上长了很多疮，吃东西也不消化。细细的脖子，大大的头，后来竟一口东西都不吃，把家人都急坏了。没办法只好带我到北京看病。火车上，许多乘客都问我奶奶，孩子病得这样重，能坚持到北京吗？奶奶回答说“没办法，听天由命吧！如果真得不行了，中途就下车，把孩子找个高点的土岗子埋了就算了。”（一番话哪里谈得是我个人的命运，当时整个中国的人们大概都是这样吧！）怀着这种心情，奶奶把握抱到了北京，就治于北京儿童医院的大夫，人称“小儿王”。只给开了三副中药，我就从那个“细脖大头”的形象中分离了出来。“小儿王”的名字也像烧红的金印实实在在烙在我祖母的心上。在她老人家的嘴里，那三副中药也成了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小儿王”！你是我们全家永远感激的活菩萨！
第三次，生命危险是1967年我5岁，这次的危险完全是由于国家的混乱，让一个无知的孩子，稀里胡涂的完成了一次生与死的“洗礼”。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文攻武卫”，正是如火如荼，保定更是这场武斗的重灾区。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去白洋淀边，也就是我们村的东边一个叫“大湾”的地方玩水。其实更主要的是那集中了各个生产队的“冰窑”（那时没有冰箱，人们只能在冬季把厚厚的冰一层一层码放在土窑里，等夏天来临解暑、降温之用）。要到“大湾”，必须经过一条两边都是玉米高粱的路，路的一侧是沟。由于那年水少，沟已经干了而且长满了蒺藜。（如果这条沟有水，我们就可以在村东的“河沿”里戏水了，其实这种戏水也具危险。有时一群孩子下水，上岸后一清点少一个两个也常事。几年中经常听到河边大人们撕心裂肺地哭声。）
我们几个朋友边走边玩，到达大湾已近中午。正在我们尽情地边吃冰边玩水之时，听到了周围响起“劈劈啪啪”的声音。这时我想问一下旁边的几个大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环顾四周，刚刚和我们一起吃冰的几位成人早已不知去向。我们几个小孩子边喊边找，终于在树边一个深坑里找到了一个身体紧贴着地面的人。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不知道他是紧张还是无知，用低低的声音说：“快回家！打仗了！顺沟向家跑！”几个孩子听完后相互看了一会儿，突然跑向通往村子的沟里。跑出了没多远，脚丫已被沟底长满的蒺藜扎得血沥湖拉的了。这时我提议上路上走，几个小伙伴都不敢，我实在忍不住，就从沟里走了出来。一上路，我就猛跑，没多远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索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想到此，到也静下来，竟然大摇大摆在枪林弹雨中溜达上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将生死置之度外吧！
枪声不时地从路两边的青纱帐传来，快到村口了，远远看到村头田家高高的土坡上站满了人。他们用惊愕地眼神俯看我，俯看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光屁股男孩（那时家家都很困难，一般上学前都不穿衣服）。这时我看到奶奶冲出了人群，发疯似地跑下了“大坡”，一把将我抱起，飞快地跑回家，关起门来一通打我的屁股。边打边哭着说些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疼得我这时也只有学杀猪时的叫声了。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挨揍，也是奶奶唯一的一次打我，也让我深深懂得了祖母对我的关爱。多年以后，祖母去世，我写了一首长长的祭文《祖母之祭》。当写到这件事时，我也只有用泪水感受这份“爱”了。后来，我还在斯特拉文斯基《春祭》那凄婉的音乐伴奏下创作了一幅《春之祭》，副标题是“献给我的祖母”。
回过头来，我再说一说那场武斗，后来听大人们说那场战斗很激烈，还死了人。好象是“斗批改”（当时持不同政见派别的名字，下文提到的“反修”是对立面）死的人多些。不过两天后，一伙拿枪的人挟持着邻村“反修”派的头子“秃保中”，从我们的村里呼啸而过。虽然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和哭嚎声，一片片竹签子从“秃保中”手指钉了进去，最后被拖到一片坟地，随着几声枪响，一切又平静了下来。写到此，我不得不说两句，关于我自己童年的描述是真真切切的，至于“秃保中”的故事，只是那个扭曲的时代给我留下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童年对于我来说值得回忆的事太多了，我又是太贪玩的那种人，也是属于“非玩出事来”才罢手的那种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1968年春天的事。
我和几个孩子在我家后院玩过家家，点火做饭。其实在这之前，已和几个大孩子在我家后院玩过几次，这次是把火玩大了。那天风还很大，因为是春天，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奶奶在前面的房里织布，火越着越大，直到村里的人都赶来才算把火扑灭。但是这次造成了损失，对于一个本来就贫困的农民家庭，简直是太巨大了。我们家的整个西屋的口粮和杂物全部化为灰烬，一棵十几年的椿树也被烧焦。从那以后，村里的人们不论长幼一见到我，都叫我“火神爷”。开始时我还怒，后来也想通了，在村里我们家的辈份高，什么这爷那爷的，反正都是爷。思想是通了，但家里毕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一天街上来了一个卖小葱的，我跑回去想和奶奶说买一些小葱吃，但欲言又止，只好在那个卖小葱的人后面揪了几根葱叶吃。
前几年我去陕西，路过一个寺庙叫“白云寺”。碰上了一个算命先生，他看过我的生辰八字后，又摸了摸我的额头和耳根，问“家中有没有失过火”我如实地告诉他小时候的这段经历。他回答我说“这就对了。”还说了句“金神入火乡，不炼不成钢。”之类的话。思前想后，自己也认为这场大火也应该算是天意吧。
转眼之间已事隔三十多年，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啊！童年时期的每一件事，都仿佛是昨天才发生过。
上学前整天淘气，有人跟奶奶说“干脆上学算了，有老师管一管他也好。”但是孩子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老叔”（我们家的一个远房叔叔，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大院里）跟奶奶说：“等什么时候，拐成林老师来找我，跟他说说。”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作为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学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得是一个春夏之交的傍晚，我正骑着我们家的矮墙上看奶奶做饭，这时候田老师找我老叔聊天来了。他们俩在村里也算得上文化人，老叔问田老师：“占山现在上学可以吗？”田老师问我：“你会什么呀？”我说：“会背毛主席语录。”他让我背一段给他听，我就背了一段又一段“老三篇”，直到田老师说：“行了行了，明天去学校上课吧。”就这样我比同龄的孩子，早了一年多的学历。结果上课的第一天，就让这位严厉的田老师在我脑袋上敲出了两个大胞。为这事，奶奶还特意找了一趟“拐成林”。
提起“拐成林”来还得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姓“田”，大名叫“田成林”。由于天生的小儿麻痹，双手、双脚都有残疾。走起路来，双手交叉在前面，双腿划着八字。但是他属于那种身残志不残的人，看书、识字、还能写字。当时是我们村小学的校长，孩子们都怕他，老远看到他走来，孩子们大都躲起来。
记得有一次，看到他过来，我躲进了我家对门的占吉家的厕所，（他家的厕所就在街边）没想到田老师就在我家大门口碰上了我的老叔，他们俩个就在厕所边上聊了好长时间。因为厕所的围墙太矮，我只能蹲在茅坑那儿，不能出声，只能深呼吸，直到我老叔的家人出来喊他回家吃饭，我才算解放，两腿发麻再加上臭味一熏，站立时差点栽倒茅坑里。
我们的小学是在一座破庙里，一个大教室里高年级和低年级两个班同时上课，一个老师教。给高年级讲完“算术”，在他们做作业时，在给我们讲语文。这样等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们背诵的语文课文，我也差不多倒背如流了。我们用的课桌，大都是生产队挖沟时，挖出的棺材板改造的课桌。
记得我上二年级时，夏天特别热，雨水特别多。我正趴在用棺材板做成的课桌上睡觉，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同学们每人差不多手里都拿了一些东西回来，有的拿书（线装的佛经），有的拿着木雕的小佛……我问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是教室东边的库房，因地势低被水泡了，大家都抢东西呢！我冲出教室，一头钻进了一个特大的黑色柜子里，拿了不少东西，回家一清点货还真不少，光线装的佛经就有十几本，一方刻有“中六里村村公所”的大印，还有其它的一些东西，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清了。可惜的是那些佛经都让我和家人上厕所“享用”了，“无知者，无罪也。”阿弥陀佛！至于那方大印，开始我总觉得字有些模糊，我就用一把破镰刀重新刻了刻，基本上也就“面目全非”了。但我仍然保存了很多年。
占山2004年于绿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