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书法风格中的政治？书法如何被用来陈述政治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将探究传统中国书法政治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历程。11世纪时，历史环境的因缘际会，使得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富有雄心的政府官员通过书法艺术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认同。这些历史因素包括对“字如其人”这一传统信条的坚持，以及这样一种观念的复兴，即认为儒学价值应该同时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之中。以上主题合并起来，使得书法变成一个自我和个人价值的公开表达的重要场域，其中对早期书法风格的模仿就是体现这种价值的重要标志。
“字如其人”的观念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儒家士大夫扬雄（前53—18）将其概括为一句名言“书，心画也”（书写是对思想的描绘）扬雄：《法言》，《四部备要》本，卷5，第3b页。。这个简单的理念属于一个更大的所谓“性格学”观念的一部分。性格学建基于这样的理念：由于一个人的内在和外在是统一的，其品德便可以从这个人的外在表现来推断，比如外观、行为或审美追求。对这种哲学观的经典表述，就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90）的观点：“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有证据表明性格学的实际应用从汉代以前就开始了，它主要用于政府选拔人才时评估候选人的品德和能力。那些即将成为政府官员的人不仅要通过他们的文章，同时也要通过他们的外在表现、言谈以及书法来评估他们的能力。唐代对人的评判标准如下：1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正因人们对性格学的认同，书法的风格才被赋予了道德意义。并且由于人们常常把道德标准和是否胜任此职位相联系，书法风格因此具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风格与人格之间的相关性，也影响了书法在私人领域中的意义。由于风格被认为可以传达书写者的个性，人们便会收集书写者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手稿以作纪念。这种做法也许又可以追溯至汉代。《后汉书》中记载了文学家陈遵不同寻常的外貌和行为此处叙述恐有误。关于陈遵的事迹“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记录于《汉书·游侠传》，而非《后汉书》。他的书信收信人保留了这些信件，并且相信他的字迹可以反映其卓越的人格。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种观念认为，良好的品德可以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好的艺术作品，并且这种观念至少在汉代就产生了。这种观点流传甚广，以至于对很多儒家教义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王充（27—97）都这样写道：“德弥盛者文弥缛。”在唐代一则广为人知的掌故中，唐穆宗（821—824在位）问询他的臣子、著名书法家柳公权（778—865）怎样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不惜犯颜，直谏关于人格在书法中（以及在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换言之，优秀的艺术是建立在良好品格的基础上的。
如果一个人想要假装拥有自己不具备的美德呢？他能够通过模仿某个品德优秀的人的书法，从而掩盖他的真实性格吗？有的批评者似乎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发现人们并不总是能在其审美活动中自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性格来。因此他们宣称，一个人的个性应该是自然的流露，任何试图制造虚假的表象或是掩饰个性都是不对的。汉代批评家赵壹写道：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2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赵壹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试图去扮演别人。王僧虔（426—485）的书论中指出不自然的表达不仅会错误地表达作者，也会导致因循守旧的艺术作品。他写道：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在文人集团的书法中间，为什么会出现强作的或伪装的自我表达的问题？尽管中国传统书法批评往往用自然界的术语来形容书法——而且任何一位书法家都声称从大自然本身获得灵感——事实却是书写是一种人为创造，学习汉字必须有一个典范。而这个典范就是其他人的书写。可是如果你只是学习别人的书法并盲目地进行复制，那么你就是采用了别人的心／手，却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不宁唯是，人们还必须掌握一种通过既有风格来建立起自我表达的娴熟技巧。不然，你就不会比一个必须匿名、日常书写的抄经手或官府职员写得更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典范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这种选择必须建筑于书法家的品格之上，而不能仅仅基于他书法风格上的美感。学习者总是希望书法风格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自己的人格。如果他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势必就要从书法史上选择一个有美德声望的典范。进一步说，如果一类人都选择同一个书法家作为典范，那么这个典范就将成为这一类人表达身份认同的手段。
这种把性格学和书法联系在一起的观念逐渐蔓延。到了11世纪，对书法典范的选择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内涵。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朱熹（1130—1200）的一件轶事，能够作为例证说明宋代选择一位书法典范的重要性：余少时喜学曹孟德［曹操（155—220）］书，时刘共父［刘珙（1122—1178）］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3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11世纪时，慎重选择书法典范的观念早已稳固确立了五百多年。东晋（317—420）贵族统治阶级的杰出成员王羲之（303—361）的书法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317—589）中国精深的南方文化的至高表现，他的书法在其家族中流传，精英文化圈也在学习他的书法风格。几位重要的统治者都是写王羲之书体的，尤其是宋明帝（465—472在位）、梁武帝（502—549在位）和隋炀帝（604—617在位）还介入了王羲之现存作品真实性的讨论。公元7世纪，当唐太宗（626—649在位）以武力征服南方后，他试图从文化上重新统一中国。他想以支持王羲之的书法来作为获得中国精英的支持并在整个帝国建立文化标准的手段。隋炀帝跟他的臣子虞世南（558—638）学习书法，而虞世南则是跟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581—618）的和尚智永学习书法。唐太宗还试图将所有归于王羲之名下的作品都纳入宫廷收藏。为了得到这些作品，他抄走了政敌的藏品，并派出探子去鉴定和收购其他作品。在著名的《兰亭序》公案中，他的探子萧翼使用诡计从辩才老和尚处赚得此作。唐太宗即位后不久，他就积累了大量“真”迹，并且进而制作出各式复制品。一类是宫廷书法家的摹本，另一类是他的高官虞世南、欧阳询（557—641）和褚遂良（596—658）的临本。这些临摹本被分赐给贵胄近臣，他们的子弟在弘文馆中由虞世南和欧阳询指导学习书法。当官方编纂晋史时，唐太宗为王羲之传写了一篇赞辞，宣称王羲之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书法家。
唐太宗将王羲之书风确立为整个唐朝及后来的皇家风格。当中原在五代时期（907—960）被战火蹂躏之时，古典传统在西蜀、南唐和吴越国中保存下来。宋代军队征服了这些地区，4他们的书法家和书法收藏也因此都流入宋代都城。西蜀于965年降于宋，其最著名的书法家李建中（945—1013）和王著（卒于990）来到开封。南唐于975年被灭后，苏易简（957—995）、徐铉（916—991）以及其他书法家进入宋宫廷。吴越国于978年纳土归宋后，其宫廷书法收藏都进贡于宋王室。南唐则早已献出其藏品。
宋太宗（976—997在位）同样促使皇家发扬古典传统以作为使其政治和文化地位合法化的手段。皇上授意翰林院的书法家练习王羲之的书法，他还将流散四处的王羲之作品重新购回归于宫中。他优待自称是琅琊王氏后人以及传习王羲之书法的王著。皇上任命王著为翰林侍书，肩负侍奉皇帝学习书法的使命。王著同时还被授权在都城购买或借阅私人藏品。皇上还让王著挑选王羲之最好的作品存档于皇室，其中包含从战败国中获得的战利品以及通过购买或进贡得来的书卷。宋太宗命人将王著挑选的作品以雕版的形式刻成一系列的法帖，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淳化阁帖》。十卷《阁帖》中有五卷是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344—388）的信札。刻帖的拓本被广泛分赐予贵族和官员。
宋代以牺牲军事能力为代价来重视教育和艺术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宋太祖赵匡胤（927—976）的性格和影响力有关。赵匡胤本是五代中的一个短命王朝后周（951—960）的大将，后来他迫使周恭帝禅位，自己登基改元。尽管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但在他为王朝进行的长远规划中，却并不包括突出军事的作用。完成武力征讨后，他把大将们召回开封，为他们举办宴会，宴会上将他们的军衔撤换为文职。然后他把军队的规模削减为唐时期的一半。
为了巩固新政权制度的稳定，赵匡胤开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考核系统来选拔官僚机构的职员，以此取代造成唐王朝走向灭亡的节度使制度。5在他的继位者宋太宗的统治下，通过科举取士的数量急剧增加——从盛唐时期平均每年录取六十名左右，到976年至1057年间增长至两百多名。考卷被重新编排以做更公平的分级，并且将考生的姓名封糊。宋代将这种通过考试进行招募官员的做法加以扩展，到1050年，据估计，约有一半的文官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招募的。
逐渐地，高级政府职位仅仅授予那些在考试中有良好表现的人。将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利益、声誉、权力挂钩的做法，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北宋（960—1127）初年，政府对学校的资助水平相对较低，主要是以馈赠的形式资助已经建立的私塾。在王朝初年，这些学院和私塾负责几乎所有在官府任职的学者的教育。然而1034年左右，在宋仁宗（1022—1063在位）的统治下，第一个全面的政府教育计划开始成形，为私塾随机性提供资助的惯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为整个王国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随着北宋印刷业的迅速发展，教育也得到进一步促进。都城的政府机关和驻县官员来执行印刷包括儒家经典和正史在内的书籍。私人印刷商也炙手可热，他们从那些追求教育进步的人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儒家经典的传播和扩散，一方面鼓励了人们尝试去真正了解这些重要的经典，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们开始抵触政府对这些经典的官方注释和评论。对于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著作的文献学和哲学研究，成为当时对儒家学说探讨的焦点。到了11世纪中叶，著名的儒家学者开始被任命为国子监的导师，他们用自己对经典的诠释取代了不足信的官方评论和注释。宋代儒家理想的复兴，导致一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观念得以再度流行。其中一个观念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联系被投射在家庭关系的模式里。正如皇帝是天子，是其子民的衣食父母和保护者。6官方将人民看作家庭里的晚辈，但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这种关系体现出一种包含了宋代皇帝对士大夫参政的态度在内的特征。然而，文官阶层所持的观点却有所不同。按孟子的观点，官员不仅可以与统治者在个人修养上平等，实际上还应该拥有比统治者在治国方面更优越的能力。正如统治者在继位之前由文官辅导那样，他在位期间应该继续接受指导。文官们敦促皇帝根据他们的业绩，将政府施政方针的规划和执行委托给他们来做。
庆历（1041—1049）年间，儒家士大夫有机会于1043年至1044年将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践，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庆历新政”，或者叫“小改革”（minor reform）（这是相对于1069—1085年那次更重要的变法而言的）。庆历新政之前的岁月中，人们见证了诸如宰相吕夷简（979—1044）那样的权臣之间为了政治控制而进行的斗争。斗争主要存在于赞同世袭官爵的贵族政治的北方人和通过科举考试发挥才干的南方派的、年轻的、理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之间。这些改革者包括范仲淹（989—1052）、韩琦（1008—1075）、蔡襄（1012—1067）和欧阳修（1007—1072）将庆历改革总结为“小改革”。为了对范仲淹被贬表示抗议并进一步警示，欧阳修给吕夷简的支持者、左司谏高若讷（997—1055）写了一封信，痛斥他没有反对范仲淹被贬一事。最终，欧阳修仍然被贬。蔡襄写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四贤一不肖》，诗文中严厉抨击了高若讷的性格，并赞扬了同时被贬的所有南方派文人士大夫范仲淹、欧阳修、尹洙（1001—1046）和余靖（1000—1064）。
由于仁宗对中国西北部边境西夏（1032—1227）的入侵深感焦虑，所以到了1040年，他重新启用了范仲淹和欧阳修。尽管仁宗发现范仲淹和欧阳修有政治问题，但他还是相信他们是最有能力解决军事危机的人。1043年，吕夷简退任，7但仁宗允他以太尉致仕的特权。从蔡襄到欧阳修纷纷抗议吕夷简的新身份，因此皇帝撤销了吕夷简的特权。欧阳修和另外两个南方派的成员余靖以及王素（1007—1073）担任谏官，在他们的推荐下，蔡襄也很快加入这个行列。1043年夏天，热心的年轻谏官们获准每天出庭参政议政。他们举荐范仲淹和韩琦为政府最高长官。仁宗便请他们俩位为政府发展献计献策，他们呈上被称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新政纲领，成为庆历改革的蓝图。前五条是针对官僚主义的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和均公田。后五条则处理了农民阶级的问题：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
对这些改革的反对是迅速而强烈的。特别是其中三条措施引起既得利益官僚的强烈反对：对子孙和亲友爵命的限制；考试标准的改变，使那些在备考中强调辞赋的官员及其子弟处于不利地位；而保荐制度的扩张使他们认为会导致大面积的谄媚和腐败。事实上，改革无法推进的原因，既来自那些自以为是的反对者，也来自改革者自身激进的主张和急于求成的心态。他们的对手很快就开始积累足够的论据和诽谤，来促使皇帝重新反思是否该支持改革。1044年，西夏入侵的威胁减弱。由御史中丞王拱辰（1012—1085）及其下属挑起的派系之争，使得改革者均被贬逐。关于受到朋党指控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蔡襄于1036年写的讽刺诗，它被呈给仁宗，以证明南方派搞阴谋已近十年。庆历改革虽然不成功，然而也并没有抹黑儒家官员，并且巩固了文人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接下来的小改革中，儒家官员们开始把控对教育的指挥，他们改变了考试的标准，强调散文经典。8所以，在1069年王安石发起的大变法中，文人士大夫已经彻底地占据了整个政府的官僚系统。尽管一些小派系的职位仍然像小改革中一样两极分化，但党派已不再是由少数的文人士大夫派系和与之对抗的根深蒂固的职业官僚派组成，取而代之的是双方都是文人士大夫。
庆历改革也使改革者们同时以文人和政策制定者闻名。通过把毕生的精力投入改革事业，改革者们获得了巨大的威信，这让他们在拥有政策制定者的权威性的同时，也赢得了文化圈内确定典范的权力。致力于研究晋代书法大师，尤其是王羲之的伟大鉴赏家、书法家米芾（1052—1107）偶然注意到这种现象。在《书史》中，米芾抱怨笔法失传的原因，正是对同时代政治领导者的追捧和模仿：宋宣献公绶［991—1040］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习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米芾：《书史》，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第57页。米芾与改革者们隔了两辈，而且显然他对他们的政治目标没有特别的同情，所以他的抱怨，无意中见证了赋予庆历改革者们的文化权力。
对士大夫文化影响最大的改革家是欧阳修。欧阳修在青年时代就发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的作品。韩愈主张使用模仿战国时期（前480—前221）和汉代作家们的直言不讳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被称为“古文”。韩愈还大胆地推广儒家价值观，并且猛烈地抨击佛教；在他的官员职业生涯中有一段著名的插曲，那就是他曾因提出反对为舍利进宫举行的纪念活动而被贬。由于欧阳修深切认同韩愈的理想，他与当时的其他文人一道加入了古文复兴运动。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宫廷流行的在科举考试和纪念活动中使用时文（“当代风格的文体”）的运动，他们批评这种造作的语言和僵化的文体扼杀了作者的价值观的表达。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考试时，9就把古文列为必修文体。欧阳修还促进了对宫廷提倡的诗文风格的远离。“西昆体”以11世纪初期的17位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的诗集《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也是“以词藻华丽、意旨幽深、对仗工整为特征”。虽然欧阳修佩服能做这种整饬文体的诗人，但是他认为这助长的是模仿，而非表达。在所有形式的写作中，欧阳修反对空洞的唯美主义，主张对儒家价值观进行明确而简单的表达。出于相同的原因，他重新主持修写了唐和五代时期的官方正史。
刘子健（James T.C.Liu）、艾朗诺（Ronald Egan）和杨联陞（Liensheng Yang）仔细考证过欧阳修为改变文学和史学品味所做出的贡献。欧阳修对书法的品味也开始在士大夫的圈子里流传并盛行至今。他和他的朋友圈严格坚持这样三个标准：非职业美学观，选择典范时风格与人格的同等重要性，以及对金石学的研究。显然，欧阳修不是第一个提倡这三点的文人。但是自他以后，几乎没有人会不认同欧阳修所提出的三个标准：那就是非职业艺术家在道德上更具有优越性，对书法典范的选择要进行细致的考量，以及重视古代金石铭刻的价值。
根据欧阳修的非职业美学观，文人不应该把过多的时间用于成为书法方面的大师，也不应该盲目地去模仿某个书法典范。这两个原则看起来就像早些时候反对有身份的人进行专业实践的重新表述。但是欧阳修之所以在全部艺术中对宫廷风格进行反抗，其用意是谴责当前的、用于官方书写的、退化的“王氏书风”，并要求将其替换。起初，皇家展示经典传统的《淳化阁帖》包含了相当数量的赝品，并重刻了好几次。11世纪中叶，宣传皇家风格的主要媒介成了廉价的再版赝品的总汇。即便身份降低，《淳化阁帖》仍是最著名的有效的书法典范。因此欧阳修反对盲目模仿典范的忠告，成为对皇家支持的王氏书风的警告。他反对自己成为书法大师的行为，也是对王氏书风的谴责，因为书法高度熟练油滑的主要原因就是宫廷中出现了职业的书法家。而宫中最需要的风格就是王氏书风。
为什么在宫中的儒家文人不能担任职业的书法家？因为那样的话，一个人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抄写者，一个被他人使用的“工具”（utensil），而不是一个兼具思考与行动力的人。10这种态度体现在欧阳修的密友蔡襄写给他的一封信中。仁宗为已故亲友写了一篇纪念碑文，并让蔡襄誊写下来。蔡襄遵从了，但是当他被要求抄写另一份由宫中翰林学士写的碑文时，他拒绝了：曏者得侍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世人岂遽知书特以上之使令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例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襄非以书自名。这个片段实际上是在后来关于蔡襄的传记中提炼加工编成的——不仅仅是因为它谈论的是蔡襄，也是因为它是关于文人的非职业美学观的关键例证。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文人应该仅仅把书法看作是一种个人情感的释放方式，以及文人阶层成员之间彼此交流的手段而已。
欧阳修将风格和人格等同起来的做法，代表性格学传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这样评论：“从性格角度来说，这位宋代的作家把原来隐性的真理提升到显性的问题的高度，并寻求反思和深究。”欧阳修明确指出，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性格来选择艺术典范。例如，他赞扬颜真卿的书法的原因，正是因为其书法反映了颜氏的人格：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在另一个例子中，欧阳修谴责了王羲之时代的“人格”与书法风格：又南朝［317—589］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未有伟然巨笔如此者。风格与人格的等量齐观，给欧阳修提供了另一个诋毁皇室支持的书法风格的机会。
在中国，关于金石学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从欧阳修开始的。这样的名声虽然并非不当，但也难免有些夸大。因为这种名声容易让人们忽略11世纪其他金石学者的贡献，而他们的成果大多已失传。宋绶，这位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就是第一部私人刻帖的始作俑者。他的《赐书堂帖》中，包括了古代钟鼎文和秦代（前221—前206）石刻。这些作品完全是由宋绶私人收藏的物品和拓片中复制而来的。《赐书堂帖》的编辑肯定要早于宋绶去世的1040年，比欧阳修收集碑文材料还要早，只可惜它已不存世，而且据我们所知，宋绶也没有公布他的收藏目录。1045—1063年间，欧阳修年轻的友人以及金石同道刘敞（1019—1068）还编撰过一部《先秦古器记》。刘敞将自己收集的十一只青铜器的图案和铭文摹勒于石上，现已亡佚。
1045年前后，12欧阳修开始收集青铜器与石碑的铭文拓片。他的同辈人也不乏碑拓收藏者，而且他的许多朋友都送给他自家所得的青铜器拓片，或者在所在地见到的石刻。其中送他拓片的是刘敞、尹洙，诗人梅尧臣（1002—1060），以及欧阳修的学生苏轼（1037—1101）。到1062年，他已经得到上千件拓片。然后，他开始为它们撰写题跋，其中有大约四百件被记录下来，并且有一小部分原作也保存了下来。(在致蔡襄的信中，欧阳修说他题跋了从1045到1062年所收藏的一千卷拓片然而颜真卿作品上的题跋显示的日期却在1063到1066年间。
欧阳修的《集古录》一书即是为他收藏的拓片所写的题跋，影响深远。在欧阳修有生之年，这些跋文就在鉴赏界广泛流传。欧阳修的观点被远离朝廷的独立文人所引用——比如朱长文（1039—1098）于1074年写的《续书断》，以及在皇宫中心写于1120年前后的皇家书法收藏目录《宣和书谱》。从赵明诚（1081—1129）12世纪初的作品《金石录》开始，《集古录》中的精确信息和主观分析，几乎在所有的石刻汇编和从欧阳修的时代至今所写的金石学著作中都有所引用。
这里也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欧阳修对金石学的兴趣或许有一部分，源自他读到的韩愈的著名诗作《石鼓歌》。“石鼓”是十个用大篆刻诗的鼓形巨石，描绘了春秋（前770—前481）中期或晚期秦王狩猎的情形。它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韩愈的诗文赞颂了写“石鼓”文的古篆，但是有一行特别的句子赋予金石学超越传统经典书法的地位。那是韩愈通过对比王羲之书风来赞扬古代篆书，其中有一句贬低王羲之的诗句被宋代批评家们广泛引用：“羲之俗书趁姿媚。”
韩愈所说的“姿媚”到底意味着什么？王羲之署名的作品没有一件存世，但是我们可以考证少量唐代追摹的王羲之的部分书信，这是最接近真迹的作品。看一下王羲之《平安帖》的摹本，最显著的特点是笔画厚度的夸张的调整，从笔尖的纤毫到整个笔画之间的波动起伏。有机的、饱满的笔触随着笔画的剧烈运动而增强，这些笔触时而弯曲，时而摆动，时而如同竹叶般跳跃。13但是这种变化和丰富性不是偶然形成的。这是相当自觉而刻意为之的——这就好像用精致的发型和化妆营造出的完美效果：精美但却有失自然。尽管“姿媚”这个词语在语源学上是阴柔的，但韩愈并不是要批评自然状态中的阴柔美，而是批评那种煞费苦心并且自觉运用手段和修饰所获得的魅力。
韩愈认定的王羲之书法风格的特点与欧阳修所批判的宫廷主导的诗歌和散文的风格是一致的。欧阳修并没有像韩愈那样蓄意批评王羲之的风格，但是他对非职业美学观的态度表明了他的看法，就像骈文与“西昆体”，亦步亦趋地模仿王羲之的风格，可以培养一种追求人为性、主动性的效果，但这同时也导致了缺乏自我表达、不利于表现严肃内容的后果。韩愈从儒家改革者那里吸收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文以载道”的观念，这一点支撑了他在晚唐时期只身倡导的儒学复兴。这里所谓的“载”是指儒家思想的教义从一位圣人传递到下一位，是对禅宗直接从鼻祖向下一个接班人传递衣钵观念的仿照。然而韩愈并没有强调直接的继承，而是接受了一种相隔很久的人们之间可以通过书写进行传承的观念。韩愈的“文以载道”建立起传说中的圣王尧、舜与孔子、孟子和他自己之间连接的道统。
正如宋代文人们用韩愈的古文运动来建立基于儒家思想的文化标准那样，欧阳修和他的同道也延伸了韩愈的继承儒学的观念，并使这种观念超越了文学与哲学，从而进入到文人的高雅艺术实践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书法正是一种有关个人笔迹的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古老信仰。因此，他们渴望将自己的书法领袖与皇家的选择进行竞争。王羲之是世袭的贵族和修道之人。他的书法风格没有朴素、庄严的儒家品德，但是有很自觉的表达力与创造力，并且被许多皇帝推崇。然而，改革者们不可能将这种属性的风格运用于政治意图。他们的领袖候选人必须是一个靠才华和教育登上历史舞台的人，这个人的一生都要致力于维护思想与行动的儒家传统，并且要以庄重强劲的书法风格在当时闻名于世。他们所选择的这个人就是颜真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