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画的绘制植根于社会实践，难免要应对各种极其公开的纪念礼仪与身份或地位诉求。肖像制作的文化内涵触及通俗知识与文学神话的各个层次，不但牵涉明确的画像与表现理论，还与关于自我的含蓄观念密切相关。在艺术传统与技术水平的标准上，作为艺术的肖像制作显现于各种社会与文化语境间，并且成为画家与像主相遇这一具体情境下的结果。即便同时考虑到中国与西方肖像画的传统，所有这些因素也都广泛存在，这个课题中的一部分兴趣点为跨文化视野的研究提供了显见的机会。肖像的基本观念，如可识别的具体人物的形似，对于两种文化同样有效——不管这种形似是被捕获的[captured]、构建的[constructed]、想象的[imagined]，还是被投射的[projected]。 作为艺术类型的肖像制作状态以及相伴随的专业知识和理论，通常还与专业画师密切相关，这种情形广泛地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在中国和西方，肖像制作都与政治权力及社会地位的投射联系在一起，与对名望的追逐以及其他诸如文学和传记的纪念模式密不可分。 
然而，这将会误导我们漠视中西差异，不管是对跨文化还是文化内部而言，这种差异体现于自我与个性的不同观念，以及可供选择的不同肖像功能。为了防止臆断其相似性，以及避免将西方价值与先入之见加诸中国个案，有必要指出相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与自主性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中国，家庭关系就如同身份的来源与社会角色的执行，是自我的履行，相对西方而言，个人受到更多的限制。同样重要的是要时刻谨记，关于自我的中国观念以及文化表述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对于中国思想与文献的最新研究，已经揭示出始于16世纪中叶的晚明，是一个注重个人主义价值，痴迷于自我表现与自主价值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也正是本书所关注时段的开始，此时中国的肖像画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表现范围上都有显著的发展。以图画程式表现身份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富于想法，越来越错综复杂，这种图画程式将如同那些社会参与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自我建构过程中的一部分。传记写作与虚构文字中所变换的重点也以同样方式暗示了角色与行为中有价值的多种面貌；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当将肖像画视为仅仅是其他社会发展的被动而滞后的反映。 
我们还应该注意晚期中国肖像画中实际存在的多样性，这又增加了这一比较课题的复杂性。以大致同一时期的中国肖像画为例，一是被视为某种国家圣像的皇家肖像（图42，43a），一是很可能由弟子暗中描绘的老师的睡相，这增加了有关规矩、意识和身份的争议性（彩图13），两者间的差异很大，以至我们必须合理地谈及若干种肖像画，而非仅仅是就其一种艺术或一种传统而论。中国肖像画中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表现方式反映了其多样性。 一幅肖像画往往被笼罩于制作、展示与回应的情境之中，画者与模特 的角色、建立文化类型所依据的文献来源共同促成了深刻复杂的变化。 
本书聚焦于更加多样化的中国肖像画中的一些具体面貌。重点在于晚期的肖像，即17—19世纪末的肖像画。在这一时间段中，非正式的肖像画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这些作品出自业余画家之手——相对于那些绘制祖先像与宫廷肖像的无名职业画师而言，这是他们在现成艺术史中的身份。艺术家的肖像与自画像则是本书更进一步的关注点。自始至终，本书关注与肖像画有关的基本观念，并与自我和身份的问题密切关联，这些观念和问题显示于具体图像之中。最后，这一研究还涉及作为事件的肖像：一种艺术家与像主相遇的活跃情境，有时这些反响与效果可见于肖像图像以及相关文本之中，与之媲美的是当时及后来观者对肖像的积极探索。